201503 - page 16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摇 摇 摇 摇 2015 年摇 第 3 期
3郾 “ 监督———决策冶 相分离的国资管理体制
陈庆、安林(2014) [16] 提出将国资委的监管和决
策职能相分离,成立“ 中国企监会冶 负责国有资产的
监管(如图 7 所示)。 (1) 将政府国资监管机构所有
监管职能收归至“ 中国企监会冶,清洁各级国资委( 出
资人代表) 的出资人行为。 (2) 将国家授权给非国资
委系统的其他政府部门行使的出资人职能收归至
“ 中国企监会冶。 (3) 将 《 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指
导监督暂行办法》 中所涉及的“ 四种监督管理制度冶
全部转变为行政法律法规,由“ 中国企监会冶 负责监
督执行。 (4) 将全国各级涉及产权资产交易的部门
机构收归于“ 中国企监会冶 管理。 (5) 授予“ 中国企
监会冶对各级政府国家出资人机构相关的监督管理
行为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的权力。
图 7摇 陈庆、安林:“ 监督—决策冶 相分离的
国资管理体系
摇
除上述三种观点外, 刘纪鹏 (2010) [17] 提出
“ 大国资管理体制 冶,即将经营性国资逐步全部纳
入国资委监管,将非经营性国资逐步全部纳入财
政部监管。 国资委和国有企业之间增加国有资产
经营公司作为国有资本的投资主体。 与王勇
(2011) [18] 和周建军(2013) 的 “ 大国资冶 理念的差
异主要在于,刘纪鹏 (2010) [17] 认为应将国有资产
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类,分别由不同政府部
门( 国资委和财政部) 分别监管。
三、 国资管理体制的设想———从 “ 管资产 冶 到
“ 管资本 冶
从相关文献的研究现状和当前国资管理实践
来看,如何完善国资监管体系是进一步理顺 “ 政
府— 市场—国有企业冶 之间关系的关键环节。 党
的十八届三全全会提出通过国企分类监管、 完善
国资监管体制、实行混合所有制和进一步完善现
代企业制度四大核心措施。 其中前两项措施主要
与“ 政企分开冶 和“ 政资分开冶 密切相关, 后两者主
要与如何为国有资产注入市场活力密切相关, 而
前者改革的难度更大, 对于国企改革的整体也更
加重要。
现有文献对国企分类的探讨已较为深入( 黄
群慧 等, 2014 [14] ; 郭 春 丽, 2014 [15] ; 高 明 华,
2014 [19] ;谢志华、 粟立钟,2014 [20] 等), 对于国有
企业按照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基本分类并进行监
管已基本达成共识。 但对国资监管体制的完善却
存在较多争议, 如本文所述的四个主要观点 ( 刘
纪鹏, 2010 [17] ; 黄 群 慧 等, 2014 [14] ; 郭 春 丽,
2014 [15] ;陈庆、 安林,2014 [16] ) 都有差异, 但大部
分学者 ( 刘纪鹏,2010[17] ; 黄群慧等 ,2014 [14] ; 陈
庆、 安林,2014 [16] ; 谢志华 、 胡鹰,2014 [1] 等 ) 都认
为应该将国资委的监管职能和投资决策职能相分
离, 分离的方式是将国资委的投资决策职能交付
于 “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冶 和 “ 国有资本运营公
司冶——— 这与“ 管资产冶 向 “ 管资本 冶 转变的基本思
路相一致。 但文献中对于实现这一转变的具体机
制和理论基础尚未达成一致。
改革国资管理体制的目的在于通过改善生产
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而生产资源与人力资
源相结合才能构成实际的生产力, 稀缺的生产资
源越是与高能力的人力资源结合, 表现出的生产
力水平也就越高。 现实的情况是拥有资源的主体
不一定是能力最高的, 而能力最高的主体却不一
定拥有资源, 要提高生产力水平, 就必须在保证资
源和能力所有者权利的前提下 ,将二者有机结合
( 粟立钟,2013) [21] 。 现代企业制度以 “ 两权分
离冶 为基本特征, 通过“ 法定权力冶 和 “ 章定权力 冶
的方式保障了资源和能力所有者的权利, 将稀缺
的资源交给了专业的经营者。 国资改革的基本思
路实质上依然是将稀缺的资源和高能力的人力资
源相结合。 然而在改革过程中 ,由于国家作为出
资者的特殊性以及我国市场经营体制建设的阶段
性, 使得国家出资者为保障其出资者权利而行使
出资者监管权力的过程中面临 “ 两难问题冶。 国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