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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卷摇 第 5 期 杨振宇: 制度环境对外资区域分布的影响: 来自中国 120 个典型城市的证据
和契约执行对外资更加重要。 在华外资企业多采
取与内资企业建立合资或合作企业的模式进入市
场,依赖于彼此间的合作行使职能 、改善绩效。 内
外资企业间合约的完整性和执行效果决定于外在
的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水平,并决定了合资企业
内部治理和关系管理的效果。 对于外资而言,其
在维护合资企业运转中的投入往往是交易专属型
投资,无法轻易改变用途,否则会带来生产价值的
极大贬损,并且投资需要结合特定内资企业的资
源储备才能发挥作用。 此时 ,即使局部的产权侵
蚀和违约行为也将破坏整个生产链条的完整性,
导致全面的交易成本上升,增加外资企业对所有
内资关联企业的治理难度[14] 。 2001 年后, 中国
外资管理政策继续向放松管制, 增强外资企业控
制力和合资企业独立性的方向转变, 针对合资企
业的并购改组趋于频繁。 与此同时, 经济发展使
外资柔性知识的投入强度上升, 这对产权保护和
契约执行环境的改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上
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一 。
假说一:区域制度环境中产权保护和契约执
行状况的改善能够促进外资流入, 提高外资在地
区经济活动中的渗透度。
( 二) 政府干预与外商投资区域分布
政府在市场发育和企业发展中扮演着双重角
色:一方面 ,政府提供的支持市场有效运转的公共
治理安排促进了企业的价值发现和价值创造;另
一方面,政府过多的介入会扭曲市场对资源的配
置,导致寻租和官僚体制下的低效率 。 政府对企
业的行为方式取决于政府面对的外部约束和政府
组织内部的激励机制。 对前者, 中国的渐进式改
革决定了计划经济时期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
观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给及缺乏自主权的微
观经营主体将长期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 [15] 。 这
意味着政府的干预常具有信息不完备下较大的
“ 自由裁量权冶, 而干预又会因为政府权力的垄断
性质易演变成对经济主体的“ 合法伤害冶 [16] 。 对
后者,政治集权上的行政和财政分权诱发了地方
对于税源的争夺, 激发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
“ 企业家精神 冶。 这种激励模式并不能很好地兼
容政府职能的多任务和外部性, 与市场经济的培
育发展有深层次内在矛盾[16] 。 其负面影响包括 :
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行政竞争支配下的经济竞争
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 限制产品和市场
的范围;在国内市场融合进程中,地方政府会扶持
违反比较优势的本地产业和企业, 造成资源扭曲
和重复建设;由于地方经济发展和官员的仕途息
息相关,地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被地方政府当
作干预经济以实现政绩诉求的重要途径, 这会损
害企业的治理和经营效率。
相对于内资企业,外资拥有资金、技术和商业
网络优势及母国政府的支持,能够应对中国普遍
存在的寻租活动, 但上述负面影响同样存在。 首
先,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分割抑制了地区间的分工
贸易,使得外资难以利用分解生产链条 、跨区域协
作带来的规模效应, 而且不同地区间迥异的市场
环境会瓦解企业内部治理的完整性和统一性[17] 。
其次,地方政府和地方国有企业间的利益捆绑迫
使地方通过补贴、担保、 有倾向性的行政许可和项
目授权去扶持那些原本不具竞争力的企业,导致
对外资从资源到市场的双重限制, 压缩了其产品、
技术、雇佣和市场的决策空间。 第三,如果说外部
环境扭曲至多使外资偏离最优经济决策,那么,政
府通过所辖合资企业介入外资企业内部治理的后
果却是破坏性的。 政府干预令合资企业目标向官
员偏好的方向转变, 不仅导致企业事前对投资机
会的敏感性下降[18] ,事后难以从失败项目中退出
止损,而且政绩诉求激励下地方官员的道德风险
容易让企业参与到规模大而非盈利高的项目中,
催生投资过度。 此外, 政府干预诱发的决策和执
行的低效率、高冗员也足以稀释外资原有的技术
和组织优势,使其丧失国际竞争力 。 最后,经济转
轨期间政府干预易导致进入限制、 垄断和公共部
门外部化动机不足,挤出市场和效率寻求型外资。
Thomas(1982) [19] 将政府干预列为外资面临的新
政治风险,认为它会带来生产计划的不确定和高
昂运营成本,管控与投资地政府关系对外资业绩
至关重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二 。
假说二:经济转轨进程中较多的政府干预会
抑制外资融入,外资倾向分布于中国政府干预程
度较低的地区。
三、数据、 变量和模型
(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城市为观察对象验证制度环境与
外资区域分布间的关联, 样本城市制度环境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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