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 - page 61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2015 年摇 第 6 期
(1998) [23] 认为在 “ 会计透明度冶 方面 , 重要的是
向公众详细披露有关财务信息, 包括各个政府部
门的明细报表、 部门之间的资金往来等。 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宏观财政数据需要微观会计系统提
供,财政透明度的提升离不开政府会计体系的技
术支撑( 肖鹏 、李燕 ,2011[24] )。 通过会计信息系
统的技术支撑可以降低政府代理成本、 减少腐败、
建立高效廉洁的公共治理机制。
基于上述分析发现:在政府治理过程中,政府
代理人与公众委托人之间会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
选择问题,政府治理效率的基本难题是克服委托
代理问题;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可以削弱代理人与
委托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委托代理双方利
益冲突,有助于解决代理问题 ,强化对代理人的治
理;而财政透明度重在 “ 度 冶 的把握, 结合公众的
信息需求,对会计信息系统等技术和工具的选择
可以实现透明,改善政府治理效率。
三、优化治理: 政府会计治理工具的引入
( 一) 落实透明的工具
如前文所述, 透明是优化政府治理的途径 。
而如何将透明落实? 这便需要结合公众的信息需
求,选择一套政策工具 。 Etzioni (2010) [25] 认为 ,
透明这个概念在没有被落实以前, 只是一种空泛
的意识形态而已, 而目前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指出
在透明的落实方面,还存在很多落差。 他们认为
如果政府公布的信息越难以被接受者使用,以及
在信息应用( 或交易 ) 成本越高的状况下, 透明的
落实就越困难。 Hood & Heald (2006) [26] 从透明
与效能、 问责、 自主、 控制、 公平等相关概念出发,
认为任何本质性价值的讨论都应该设限, 并且从
经济或社会学研究中发现透明都是一种最适水平
而非绝对价值,所以对于透明的讨论应该限于工
具性。 斯托克也说过:“ 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
于政府的权力,不在于政府下命令或者运用其权
威,政府可以运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和指引 ;
而政府的能力和责任均在于此冶。 传统的从制
度、 组织、职能 、人事视角出发研究政府治理的思
路, 已经不能满足研究的需求,尤其在强调民主 、
参与、 互动的多元主体治理时代, 人们不仅关注
“ 政府应当做什么 冶, 而且更加关注“ 政府应当怎
样做冶,即更加强调政府使用治理工具的价值理
性。 如果政府不能选择有效的治理工具将掌握的
信息传递给公众,以便公众全面地考察 、评价 、选
择和决策,政府治理工具的价值就难以得到最大
程度的体现和利用。 从治理问题的本质来讲 ,政
府代理人与公众委托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
题,政府拥有的信息是公众所委托的 ,公众才是信
息的真正拥有者, 政府与公众之间存在信息的博
弈。 因此,结合公众的信息需求,政府信息公开成
为治理工具选择的核心内容,也是将治理理念转
化为实际行动的着陆点。 正如林德布罗姆
(1994) [27] 和哈贝马斯(1999) [28] 所认为 “ 信息工
具的这些影响绝对不能说是温和的或民众自愿
的,和公共政策的其他工具相比,信息政策的影响
持续时间更长久、更具有侵犯性冶。
( 二) 政府会计治理工具的选择
OECD 认为无论是中长期框架预算、 绩效预
算,还是提高预算透明度 ———这些促进公共治理
的手段,如果缺乏相应会计系统的支持 ,是无法最
终实现的。 这说明政府会计作为信息支持系统 ,
具有基础和不可或缺的地位。 政府会计是抑制腐
败、 改善绩效、 促进透明、建立高效廉洁的公共治
理机制等有效治理工具之一。 陈志斌 (2014) [29]
认为政府会计不仅仅是提供政府运行经济信息的
系统,而且发挥着衍生职能,包括初级阶段的揭示
职能、中级阶段的管理职能以及高级阶段的治理
职能。 可见,对于国家和政府的治理而言,政府会
计治理功能日渐清晰并且受到重视。 于国旺
(2008) [30] 指出政府会计的契约属性表明,在提供
公共物品的政府内的会计现象背后也同样隐含着
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 “ 效率机制 冶。 成小云
(2012) [31] 提出有效的政府会计系统应能使政府
跳出“ 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对立引致无效产权制
度冶 的悖论。 因此 , 一个健全而有效的政府会计
框架不仅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深远的影响,而
且对政府治理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没有
政府会计的同步发展作为支持, 那么再先进的治
理理念也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 叶龙 、 冯兆大 ,
2006 [32] )。
四、基于信息需求的政府会计治理工具选择
多种价值和标准权衡的结果影响着治理工具
的选择,没有哪一种价值能够起决定作用 。 如何
将庞杂的政府治理问题转化为公众所熟知的、广
泛接受的信息,从而保证政府所传递的信号能进
·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