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0
卷
摇
第
1
期
周清杰
,
孙
摇
珊
:
酒类销售规制研究进展述评
进行限制
。
以对犯罪发生率的影响为例
, Scribner
等
(1995)
[21]
最早对酒类销售网点密集度规制的实
际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
。
通过对洛杉矶
75
个社
区所发生的暴力袭击事件进行调查分析
,
结果发
现
:
在一定区域
(
一般指拥有
50 000
人口
,100
个
酒类销售网点
,
每年发生
570
次暴力袭击事件的
区域
)
内
,
酒类销售网点每增加一个
,
暴力袭击事
件发生次数每年增加
3郾 4
次
;
新奥尔良
155
个社
区的调查数据表明
,
酒类销售网点数量每增长
10% ,
凶杀案发生率将上升
2郾 4% 。 Livingston
(2008)
[22]
在墨尔本
233
个社区也进行了类似调
查
,
发现酒类销售点的密度和袭击事件发生次数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但是
, Gruenewald
等
(2006)
[23]
研究发现
,
只有在收入较低的落后农
村
,
酒类销售网点的密度和袭击事件发生次数之
间才存在正相关关系
,
而这种关系在收入水平较
高的发达社区却并不存在
。
除了对酒类销售网点的密集程度进行限制之
外
,
美国
、
澳大利亚
、
瑞典等国也对酒类销售网点
的营业时间有所限制
。
例如
,
美国
、
瑞典曾经分别
在周日和周六禁止销售酒类
。
但是
,
为了增加政
府收入
,
这些国家又陆续取消了这种限制
,
只是对
酒吧
、
饭店等酒类销售场所的营业时间进行限制
。
1995—2005
年间
,
美国陆续有
13
个州放松甚至
废止了周末售酒的禁令
。 McMillan
和
Lapham
(2006)
[24]
研究发现
,
新墨西哥州废止周日售酒禁
令之后
,
周日与酒相关的暴力事件有了显著上升
,
而周一至周六暴力事件的发生数在售酒禁令废止
前后没有变化
。
有研究
(Stehr,2007
[25]
;Carpenter
和
Eisenberg,2009
[26]
)
发现
,
在
1995
年废除周日
售酒禁令之后
,
美国酒类消费量出现了明显上升
;
取消周日售酒禁令后
,
导致周日酒后交通事故死
亡率明显上升
(Lovenheim
和
Steefel,2011)
[27]
。
不过
,
后续研究
( Stehr,2010)
[28]
通过对美国
48
个州的死亡率分析报告系统
(FARS)
数据进行
分析发现
,
该禁令的解除只导致了新墨西哥州机
动车死亡率的上升
,
在其他州并不明显
。
主要是
由于新墨西哥州的居民相对于其他州居民机动车
出行人数更多
,
酒后机动车死亡率也就相对较高
。
Norstrom
和
Skog(2005)
[29]
对此进行了研究
,
发现
这两个阶段的政策都直接导致酒类消费量上升了
3郾 6% ,
但袭击事件
、
交通事故等与酒类消费相关
的危害事件并没有因为政策饮酒政策的放松而显
著增加
。
国内学者对于酒类销售网点的规制也进行了
探讨
,
集中表现在是否实行酒类专卖制度
。
有学
者提出
,
应该恢复酒类专卖制度
,
加强对酒类销售
的规制
,
这将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
,
维
护社会公共秩序
,
也有利于增加税收
(
汪绍铨和
辛玉梅
,1998
[30]
;
董家武
,2003
[31]
;
冯源
,2006
[32]
;
贺运生
,2007
[33]
;
周存丽
,2010
[34]
)。
与此相反
,
殷涛
(2000)
[35]
等认为酒类专卖并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我国酒类销售目前存在的问题
,
治标不治本
。
曾世明
(2010)
[36]
、
杨志琴
(2003)
[37]
等认为
,
加强
酒类销售规制的根本
,
在于制定酒类专门法律
,
实
行法制化管理
,
这是利国利民之举
。
(
三
)
酒类销售价格规制
设定最低饮酒者年龄和对销售网点进行限
制
,
直接控制酒的可得性
,
提高消费者的机会成本
来抑制需求
,
而对酒类销售价格规制则直接提高
消费者的经济成本
,
被各国酒类规制者广泛使用
。
不少学者认为
,
酒类商品也要遵循需求定理
。
因此
,
征收酒类消费税
,
通过价格杠杆抑制消费需
求
,
把过度饮酒造成的社会成本转化为消费者的
私人成本
,
是减少酒类消费负外部性的最有效规
制方 式
( Kenkel, 1996
[38]
; Kenkel
和
Manning,
1996
[39]
; Young
和
Bielinska, 2002
[40]
; Stehr,
2007
[25]
)。
由于消费习惯
、
收入水平的不同
,
消费
群体
(
如长期酗酒者相对不饮酒者
、
青少年相对
于成人等
)
对酒的需求价格弹性存在差异
,
导致
酒类消费税对不同群体需求量的抑制程度也有所
不同
。
但是
,
大量实证研究证明
,
征收酒类消费税
使酒的总体需求大幅度下降
,
从而降低了饮酒者
的疾病死亡率
、
犯罪事件发生率等
。
Cook
和
Tauchen(1982)
[41]
利用美国
1962—
1977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
结果表明酒
类消费税每上升
1% ,
酒类消费者的肝硬化死亡
率就下降
5郾 4%
到
10郾 8% 。 Markowitz ( 2000、
2005)
[42 - 43]
先后利用美国犯罪调查数据和国际犯
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
酒类销售价格与袭击
、
抢劫等犯罪事件的发生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
。
因此
,
通过税收手段对酒类价格进行规制
,
是降低犯罪发生率的有效手段
。 Matthews
等
·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