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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摇 摇 摇 摇 2015 年摇 第 1 期
(2007) [44] 基于 1995—2000 年英国医疗机构急诊
室的数据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啤酒价格越高,人身伤害事件发生的次
数越少。 Carpenter 和 Dobkin (2010 ) [45] 研究发
现, 酒 类 消 费 税 率 越 高, 犯 罪 发 生 率 越 低。
Markowitz(2012) [46] 等利用美国犯罪调查数据分
析了各种酒类规制措施对暴力犯罪发生率的影
响: 酒类价格与暴力犯罪的发生存在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 而其他酒类规制措施( 包括设定法定饮
酒年龄、 限制酒类销售密度、禁止酒后驾车等 ) 并
不会影响暴力犯罪的发生。 这一研究结论为政策
制定者采取有效的酒类规制措施以减少暴力犯罪
的发 生 提 供 了 重 要 启 示。 但 是, Zimmerman
(2004) [47] 认为,征收酒类消费税只有在设定最低
饮酒者年龄、 限制酒类销售网点等辅助措施的实
施下, 才能最有效地抑制酒后犯罪事件的发生 。
因为征收酒类消费税,酒类价格上升, 也提高了犯
罪嫌疑人饮酒的经济成本, 犯罪嫌疑人可能为了
喝到酒, 实施更多的犯罪。 因此, 对于政策制定者
来说,为了有效抑制酒后犯罪,不能依靠单一的酒
类价格规制, 应综合使用最低饮酒者年龄、 销售网
点等一系列规制手段。
( 四 ) 对营销手段的规制
随着广播、电视、 网络等传播方式的出现, 酒
类广告也日益呈现在各大电视屏幕、网站等 ,为人
们的消费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但同时也诱导了一
些不合理的消费。 为了有效控制过度饮酒, 各国
对酒类营销手段进行规制, 集中表现在限制甚至
是禁止播放酒类广告。 但是,从已有文献来看, 国
外学者对酒类广告规制的实际效果持有两种截然
不用的观点。
一方面, 部分文献表明, 在成熟市场体系中,
酒类广告并不会对酒的消费总量产生影响
( Broadbent, 2007、 2008 [48 - 49] ; Neslo 和 Young,
2008 [50] ;Nelson,2007 [51] ;Gallet,2007[52] ;Lariviere
等,2000 [53] ;Duffy,1990 [54] )。 酒类广告作为商家
的营销手段之一, 不会影响整个酒类市场的消费
量, 而只会改变酒类品牌的市场影响力,从而影响
消费者在不同酒类品牌之间的选择。 因此, 限制
或者禁播酒类广告等规制政策无法起到抑制酒类
消费的预期效果。 此外, 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
现禁止播放酒类广告对酒类消费量没有影响
(Bourgeois 和 Barnes,1979 [55] ;Calfee 和 Scheraga,
1994 [56] ; Duffy, 1987[57] 、 1991 [58] 、 1995[59] ; Ma鄄
kowsky 和 Whitehead, 1991 [60] )。 例 如, Nelson
(2001 ) [61] 通 过 对 OECD 中 17 个 成 员 国 家
1977—1995 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酒类消
费受到经济、 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较大, 而禁止播放
酒类广告不会减少酒类消费。 有学者对美国、 英
国、 加拿大实施酒类广告规制前后的人均酒类消
费量进行了对比分析, 发现这三个国家的人均酒
类消费量在短期内都没有因为酒类广告的取消而
下降,甚至有所上升。 并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在
美国,人均收入对酗酒率有显著影响, 而酒类广告
对酗酒率并没有显著影响 ( Ogborne 和 Smart,
1980 [62] )。
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酒类广告的播放对社
会效益造成一定的威胁, 禁止播放酒类广告有利
于社会效益的提升( Blake 和 Nied,1997[63] ;Orn鄄
stein 和 Hanssens,1985 [64] )。 美国经济学家 Saffer
(1991) [65] 最早关注酒类广告规制和酒类消费量
之间的关系 。 他对 17 个 OECD 成员国家 1970—
1983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 得出局部或者
全面禁止播放酒类广告有助于减少过度饮酒。 但
是,Young(1993) [66] 指出,萨弗研究采用的数据和
计量方法存在缺陷, 并利用同样的数据得到了相
反的结果。 Saffer (1997) [67] 利用 1986—1989 年
美国 75 个大中城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酒
类广告和机动车死亡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即酒类
广告的播放增加了机动车死亡率,尤其是对 18 ~
20 岁的年轻人影响较大。 如果政府禁止播放酒
类广告, 酒的消费量会减少 5% ~ 8% ,并且每年
会让 2 000 ~ 3 000 人免于机动车交通事故 。 Saf鄄
fer 和 Dave(2002) [68] 对 20 个 OECD 成员国家的
1970—1995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 虽然酒类广
告在酒类消费量函数中的系数非常小, 但是酒类
广告禁令降低了酒类消费量。 之后, 一些学者提
出, 酒类广告的播放是因为增加了特定群体的酒
类消费量,从而导致了酒的总消费量增加 ( Slater
等, 1996 [69] ; Garfield 等, 2003 [70] ; King 等 ,
2005 [71] ;Chung 等 , 2010 [72] )。 Smith 和 Foxcroft
(2009) [73] 通过对 13 000 名 10 ~ 26 岁的年轻人进
行队列研究 ( Cohort Studies) 发现 , 酒类广告等其
他营销手段与酒类消费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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