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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卷摇 第 5 期 夏杰长 , 齐摇 飞: 习惯性偏好、人口结构与城镇居民服务消费
教育和医疗开支。 在理论假说二中, 我们认为服
务消费的内涵特征决定了在少年儿童抚养比数据
上升的背景下 , 居民将增加对服务消费的支出。
至此,我们的理论假说二亦得证。
再看老年人口抚养比。 在模型只有习惯性偏
好和人口结构变量的情况下,其系数为正, 但不显
著, 引入控制变量后,其系数显著为负 。 这看似违
背了经济直觉,即老年人口的上升可能会带来服
务性消费需求的显著增长 。 但实际上, 由于受传
统文化的影响,我国老年人的储蓄意愿远远大于
其消费欲望。 因此, 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不仅没
有带来服务消费的显著增加,反而对其产生了负
向的低效作用。 因此,理论假说三得证 。
最后分析男女性别比,在本模型中为男性人
口与女性人口的比值。 我们认为女性对服务类产
品的需求要远大于男性, 并且随着女性社会地位
的提高和收入水平的提升, 会将更多的消费需求
转移到提高自身“ 美 冶 的消费产品上来 ,而这一类
产品通常是服务性消费。 故假说四将此系数假定
为负。 从回归结果我们不难发现 ,引入控制变量
前的指标虽然为正,但不显著, 引入控制变量后,
其系数开始呈现出负向特征, 并在 1% 的水平上
显著。 行文至此, 理论假说四亦得到了证明。
此外,控制变量的部分指标也值得引起我们
的关注。 收入增长指标显著为负,说明收入增长
并不是引起服务消费增长的决定因素, 这再次从
侧面论证了理论界长期以来关注的我国居民高收
入、 高储蓄的基本结论。 而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
例指标显著为正, 说明在我国服务消费的决定因
素中,政府仍然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角色 ,政府在税
收方面的调节作用会显著促进居民的服务性消费
支出。 此外, 还有实际利率指标和城乡收入不平
等指标, 其对服务性消费支出的作用系数都为负,
这符合我们的经济直觉, 即实际利率的提高挤占
了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 利率和消费之间有显
著的替代关系;城乡收入的不平等造成了财富分
配的不均,则会抑制居民的服务性产品的购买, 从
而对服务性消费支出产生阻碍作用。
( 四 ) 稳健性检验
根据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属性可知, 在动态面
板数据的回归分析中, 混合效应回归结果倾向于
提高被估计变量的系数, 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则
倾向于降低被估计变量的系数, 而 SYS -GMM 估
计的系数介于二者之间 。 因此 ,这两种方法通常
被用来作为 SYS -GMM 估计的稳健性检验。
在本文的稳健性检验回归过程中, 我们将各
省份变量作为混合效应回归中的聚类变量, 鉴于
聚类变量的统计特征可知, 它比普通标准差有着
更好的稳健性。 在截面数据中,同一省份不同年
份之间的扰动项一般情况下会存在显著的自相关
关系,因此,采用聚类标准差可以有效克服普通标
准差假设扰动项独立同分布的缺陷 ( 陈强,
2011) [42] 。 同样,在截面数据中, 不同省份之间存
在显著的经济、 文化、 习俗等不可观测因素, 这些
变量有可能并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因
此, 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可以有效克服这些可
能存在的溢漏变量。
稳健性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与表 2
的数据分布比较来看, 其回归数据所呈现的结果
基本符合理论特征, 即 SYS -GMM 的回归值介于
混合效应和固定效应回归值之间 。 这说明本文的
SYS -GMM 估计是稳健有效的,也就是说 ,我们按
照 SYS -GMM 最终的回归结果进行经济分析是
行之有效的。 实际上, 这一回归结果也符合 Wald
联合显著性检验、AR(1) 和 AR(2) 序列自相关检
验以及 Hansen 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的基本要求。
由于受篇幅所限, 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在居民服务消费的决定
中, 居民的习惯性偏好和人口结构皆具有显著的
作用。 这一发现对于深刻认识影响服务消费的制
约因素, 制定恰当、合理的经济政策具有较强的参
考价值。
五、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 ) 主要结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两个, 一是习惯性偏好在
居民服务消费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与居民服务
消费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是在城镇居民的服
务消费决定因素中, 人口结构是一个重要的决定
性因素。 其中,少年儿童抚养比与服务消费呈正
相关关系;而老年人口抚养比、男女性别比都与服
务消费皆呈负相关关系。
( 二 )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坚持扩大内需, 引导居民消费结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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