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4 -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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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卷摇 第 5 期 韩烜尧: 我国非司法 ODR 的适用与完善
迟、司法公信力下降等消极境况发生。 交易纠纷时,通过为用户提供“当事人冶 和“评审
(三)我国非司法 ODR 的探索与适用 员冶两种参与主体身份,间接树立用户在平台中
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司法 ODR 在发展初期 的主人翁意识、培养消费者在网络空间中的公平
的良性运行成效和司法公信力建设,仅依靠互联 正义观念、实现每个独立主体的个人权利,如公平
网法院严格管控司法资源配置是完全不够的。 因 交易权、自主选择权、线上纠纷的民主参与权与民
此,我国应该积极发挥独具东方特色的多元化纠 主决策权等。 每件进入闲鱼小法庭的交易纠纷必
纷解决机制的解纷格局优势 [10] ,加强引导并鼓励 须以履行平台用户的共同认知水平为解纷前提,
提倡在涉网纠纷进入到诉讼程序之前优先使用民 再通过邀请评审员用户执行以 17 人投票 9 胜制
间的、非官方的、非司法(或非诉讼)的 ODR 机制 的陪审团决策机制做出公正民主的裁判结果。 闲
化解纠纷。 通过强化非司法 ODR 对实现诉前分 鱼小法庭的陪审团式 ODR 充分诠释了“ 多方参
流、预防诉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让 与冶“公正民主冶 “高效透明冶 “平台自治冶 的非诉
司法真正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 解纷特点,也证实了非司法 ODR 有效化解涉网纠
线,而非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 [11] 。 纷的可行性与高效性,更为我国非司法 ODR 的创
我国无讼文化对非司法 ODR 提供思想基础。 新与实践提供了具有参考意义的解纷经验。
我国自古代尧舜时期开始,非诉讼的调解机制就已 互联网平台为非司法 ODR 提供技术支持。
成为追求部落稳定与和谐的有效工具,不仅百姓对 我国“互联网 + 冶战略要求提出,要大力推广现代
其接受度高且解纷的实用性更强、伤害性更弱 [12] 。 信息技术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运用 [16] 。
《周礼·地官》 中记载了西周时期赋予官员“调 闲鱼小法庭的技术研发与解纷成效能够契合国家
人冶,发挥其“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冶的非司法解 层面的战略发展要求,充分展现了互联网平台对
纷作用 [13] 。 “调人冶的司职设立既是对我国传统非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持,且有
诉思想“无讼冶的历史呈现,也是对弘扬我国非诉 效实现了互联网应用技术对平台内部矛盾纠纷的
文化的正向延续。 随着儒家“礼之用和为贵冶和道 自治能效。 闲鱼平台依托信息技术的虚拟性和高
家“致和之道冶传统文化思想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 效性,成功开发集异步解纷流程和陪审团式 ODR
响,才使得和谐文化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非诉解 于一体的解纷程序架构,打通平台用户与平台治
纷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4] ,使礼治中修身与克 理的层级落差和空间壁垒,让更多用户有机会饰
己思想成为现代人对民族传统精神的服膺 [15] ,更 演“獬豸冶或“蒙眼女神冶 的正义使者形象匡扶正
让“士绅调解冶文化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延续至今。 义,建构出具有公平、正义、和谐、高效等解纷特点
因此,有理由相信,我国源远流长的非诉历史文化 的平台自治模式。 闲鱼小法庭的陪审团式 ODR
与21 世纪互联网信息技术融会而成的非司法 ODR 仅能代表我国非司法 ODR 中具有“互联网民主冶
定会在当今社会的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具成 特点的平台自治型解纷机制。 为了尽早地建成系
效的治理作用,创造出更高价值的非诉效益,彰显 统完善、规则公正、流程清晰、操作简单的非司法
出更具特色的“中国之治冶。 ODR 治理体系,我国应当鼓励网民积极参与非司
闲鱼小法庭为非司法 ODR 提供实践成效。 法 ODR 的实践与探索工作,通过大量的参与式观
闲鱼小法庭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闲置物品交易平 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进一步激发互
台———“闲鱼冶 自主推出的平台自治型非司法 联网平台与非司法 ODR 的技术融合与模式创新。
愚
ODR。 在我国民间自发建成的非司法 ODR 中,闲 二、我国非司法 ODR 的三重维度的适用分析
鱼小法庭充分发挥“互联网民主冶解纷特色,以设 当前互联网经济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与
立“陪审团冶 式的民主投票解纷机制高效化解用 个人用户在电子商务中扮演着买家与卖家的双重
户间的交易纠纷,极大程度实现了用户与用户之 主体身份,这使得互联网交易中大量涌现出标的
间、用户与平台之间“共建共治共享冶的解纷逻辑 金额较小、矛盾纠纷简单、用户身处异地、要求快
和治理理念。 闲鱼小法庭中的“法庭冶 不同于传 速处理、要求便利解决等特征的 B2C 和 C2C 民事
统意义上的司法审判模式,而是在处理平台中的 纠纷案件。 如果将此类线上纠纷全部诉诸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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