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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摇 摇 摇 摇 2018 年摇 第 5 期
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形下以牺牲中小股东利益为 点是面对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这就决定了出口
[5] 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势必具有特殊性。 为了弥补
代价,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Johnson et al.
将这种企业的大股东通过各种手段转移企业资产 已有的研究中未能反映出口企业异质性的不足,
和利润来侵犯中小股东利益,进而损害企业绩效 本文以中国出口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出口企业控
的行为概括为“隧道挖掘冶效应。 然而,Shleifer & 股股东类型入手,实证检验股权结构对中国出口
[6] 则认为,当企业的大股东集管理者与企 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出口企业
Vishny
业所有者两种角色于一身时,他们会更加有动力 尤其是国有控股出口企业股权制度和主要高管人
为自己的公司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大股东与中 员任用机制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小股东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这种“利益趋同冶效应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下股权集中型企业的绩效往往较高。 李烨、黄速 (一)控股股东类型与出口企业绩效
建 [7] 以 2006—2014 年沪深两市国有 A 股上市公 控股股东对于企业而言犹如人体的“神经组
司为样本,也得到了较高的股权集中度有利于提 织冶。 企业的一切行为都取决于控股股东的意
高企业的综合绩效这一结论。 志,控股股东类型是影响企业绩效的首要因素。
关于股权制衡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学者们 目前,在中国出口企业当中,国有控股企业占
的看法也并非完全一致。 陈德萍、陈永圣 [8] 认 比接近一半。 国有控股出口企业是由国有企业改
为,股权制衡度越高,即除了第一大股东以外的股 制而来,股权结构中国有股“一股独大冶的情况较
东持股比例越大,仅第一大股东的决定不能完全 为普遍,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一言堂冶现象常常
代表公司的意志,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控股 不可避免。 在股权制衡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公司
股东利用“一股独大冶的优势任意行使权力,以至 决策层难以博采众长、集思广益,重大决策的科学
于危害公司的利益,进而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绩效。 性更无法得到保证。 在国有控股出口企业中,无
[9] [10]
而 Lehmann & Weigand 、熊风华和黄俊 则认 论董事长还是总经理的产生都仍然富有较强的行
为,公司股权制衡度越高,在遇到需公司做出重大 政色彩,从而形成了国家行政干预下的企业主要
决策时,因大股东个体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往往会 高管人员任用机制。 毋庸讳言,中国出口企业的
使得各大股东意见出现分歧,从而导致决策效率 市场经济地位不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中国出口
与公司绩效均降低的后果。 产品屡屡遭遇国外反倾销,这与政府主导的国有
高管持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有较多研究。 控股企业主要高管的任用机制不无关系。 众所周
[11] 、杨蕙馨和王胡峰 [12] 、马富 知,出口企业在遭遇反倾销时,不仅会使得产品在
Jensen & Meckling
萍和郭玮 [13] 、卢宁文和孟凡 [14] 从委托代理理论 国际市场上滞销,还会产生巨额的应诉费用,而这
入手,研究发现公司高管持股能够使得高管与股 些因素的叠加必然造成企业业绩下滑,甚至陷入
东利益趋同,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高管隐 亏损的境地。 Kang et al. [18] 、Chandra & Long [19] 、
性消费、攫取股东财富以及其他非最优选择的行 陈阵和孙若瀛 [20] 、蒋为和孙浦阳 [21] 的研究均表
为,进而降低代理成本,提升公司价值。 Fama & 明,遭遇反倾销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的
[1] 则认为,高管持股比例上升会降低高管 负面影响。 此外,中国国有企业还担负着增加就
Jensen
受到外部控制权市场的威胁,转而选择非最优的 业机会、维护社会稳定等非经济使命,这些因素也
决策以使得自己获得较大的收益,但公司往往会 都会给国有控股出口企业提高绩效形成一定的障
因此而 招 致 不 必 要 的 损 失。 但 孙 万 欣 和 陈 金 碍。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龙 [15] 、张曦和许琦 [16] 、陶萍等 [17] 经研究发现,高 H1:与非国有控股出口企业相比,国有控股
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并无关联。 出口企业绩效相对较差。
纵观现有的研究不难看出,探讨企业绩效的 (二)股权集中度与出口企业绩效
文献大多以所有行业的上市公司来展开,鲜有研 在股权相对分散的情形下,股东可能会因为
究股权结构与中国出口绩效关系的成果。 中国出 持股不多而缺少管理公司的动力和能力,其结果
口企业基本上属于制造业,其经营活动的最大特 势必加大了经理人员的“ 逆向选择冶 和“ 道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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