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1 -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摇 摇 摇 摇 2018 年摇 第 6 期

理模型中引入政府的“公平偏好冶 ,用以刻画在 能力越高,国有企业效用越高;国企高管薪酬水平
于
政府效用来源于“公平冶与“营利冶两种目标时,国 与社会公众、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越小,国有企业效
企高管薪酬管制对政府效用产生的影响 [23 - 24] 。 用水平越高。 政府效用为三个因素的线性加权:
但目前的模型主要关注企业的外部公平(即企业 E(U ) = 琢E(y ) + 茁E(y ) + 啄(w - W ) - W
g
p
o
o
与出资人、企业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收入差距),并 (1)
未涉及企业的内部分配公平(即高管与普通员工 其中,y 为政府公共服务目标值,y 为政府
p
o
之间的分配公平)。 营利性目标值。 w 为普通职工平均薪酬(w 为一
国内使用理论模型分析国企高管薪酬管制 个固定数值),而 W 为高管的货币薪酬。 因此,
o
效果的文献更为稀少。 王晓文、魏建 [3] 曾在引 w - W 代表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假定社会公众收
o
入公平偏好的委托—代理模型的基础上,考察 入固定,则 W 则同时代表了高管与社会公众的
o
了薪酬管制对政府效用的影响,认为国企高管 收入差距。 显然两种收入差距高度线性相关,但
薪酬管制降低了企业绩效,并将原因归结为国 由于 w 的变化,两种收入差距不完全一致。 琢、茁、
企高管身份的双重性。 陈菊花等 [25] 则使用一个 啄 分别反映了政府在三个目标之间的偏好,三个
基于迎合效应的薪酬结构模型,探讨在不同的 参数取值范围均为 0 ~ 1。 为方便起见,令琢 + 茁 +
薪酬结构下薪酬管制政策是否抑制了对高管的 啄 = 1。W 为政府在高管身上花费的成本,包括非货
有效激励。 他们的结论是,由于存在替代性激 币薪酬与货币薪酬。 (1)式意味着政府总效用来
励措施,薪酬管制并不必然降低对高管的激励 自国企的营利水平、公共服务水平以及薪酬分配
效率,从而在企业绩效层面上论证了高管薪酬 的公平程度。 政府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向国企高管
管制的合理性。 但前者所关注的“ 公平冶,仍然 支付的薪酬。
只是国企高管与社会公众之间的“ 公平冶,并未 2郾 国企高管的期望效用
涉及企业内部的分配“公平冶。 而后者的模型则 国企高管的效用来源于政府的薪酬激励与非
缺乏实证支持。 薪酬激励。 国企高管通过两个方面的努力来提高
三、政府“公平偏好冶与薪酬管制的有效性 自身效用水平:通过经营性努力完成营利性目标
为研究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有效性,根据国 以追求政府提供的薪酬激励;通过政策性努力完
企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国企高管的身份 成公共服务目标以追求升迁等非薪酬激励。 而政
定位,本文构建了引入政府公平偏好的委托—代 府的公平目标则由政府自身特点决定,国企高管
理模型,用以考察将分配公平作为一项重要考虑 只能被动接受。 高管的努力成果、努力需要付出
因素时,高管薪酬管制政策的有效性。 与 Mohen鄄 的成本函数、高管的货币化收入分别用(2)、(3)
nen et al. [24] 的模型相比,本文的模型不仅包含收 和(4)式表示。
入公平与企业绩效对政府效用的影响,而且对国 y = e + 滓 ; y = e + 滓 o (2)
o
p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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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的两类分配差距进行了区分。 C = 0郾 5兹 e ;C = 0郾 5兹 e 2 (3)
p p
p
o o
0
(一)基本假定 E(W) = EW + EW = 酌 E(y ) + [w + 酌 E(y )]
p o p p o o
假定经济体中存在 1 个政府、1 个代表性国 (4)
有企业、1 名国企高管。 政府委托高管人员管理 其中,e 与 e 分别代表国企高管的政策性努
p
0
国有企业,并通过调整高管人员的薪酬进行干预, 力与经营性努力水平,滓 与 滓 代表其他不可控
p o
具体假设如下。 因素。 兹 与 兹 分别为政策性努力及经营性努力
p 0
1郾 政府的期望效用 的成本系数。 酌 与 酌 则分别代表非薪酬激励系
p
0
政府效用函数包括 3 个因素:国企营利、国企 数与薪酬激励系数。 W 为以货币形式表达的非
p
提供的公共服务、国企产生的收入差距。 收入差 薪酬激励,W 则为高管总的货币薪酬(包括固定
o
距包括两类,一是国企高管与社会公众的收入差 薪酬与薪酬激励两部分),两者相互独立。 w 为高
距,二是国企高管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 其他 管基础薪酬(假定 w = w,即高管基础薪酬与职工
条件不变,国有企业营利水平、国企公共服务提供 平均薪酬相等)。 (2) 式意味着高管努力程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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