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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卷摇 第 2 期 朱摇 鹤, 李若杨, 何摇 帆: 如何应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在风险?
业自身财务管理能力的不足也会给海外投资造成 国家的国家风险越高,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越多。
影响,并最终影响到项目的绩效。 除了经济风险, 另外,出于分散化投资的考虑,企业会在多个国家
非经济风险也会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造成重大 投资, 以弱化政治风险对直接投资的影 响 [5] 。
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 Zhang & Ebbers [13] 利用汤森路透全球并购数据库
过程中遇到了类似的风险,如政治更迭 [1] 、社区 的数据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进行研究,发现国
抵抗 [2] 、非政府组织(NGO)质疑 [3] 和劳动问题 [4] 有企业的身份会对并购造成负面影响。
等。 由于中国企业普遍缺乏相关的管理理念、处 相对于非经济因素,现有研究对真正的经济
置经验和风险管理工具,许多项目因此遭受了重 类风险,如汇率风险 [14] 的关注并不多,且结论有
大损失。 明显分歧。 以汇率风险为例,早期的研究认为,汇
对比两类风险不难发现,中国企业对非经济 率风险的增加会抑制风险规避型投资者的投资,
风险的认知和处置存在明显不足。 这种不足不仅 从而导致 FDI 的减少 [15 - 17] ,同时也会让风险中性
体现为缺乏实践经验的积累,更体现为没有构建 的投资者延迟投资 [18] 。 但近期的一些研究却发
起一个逻辑完整的框架来理解这类风险出现的根 现,FDI 规模与汇率的方差成正比 [19 - 20] 。 这意味
源以及应对的手段。 客观来说,经济学的学术文 着,如果用方差来衡量汇率风险,那么汇率风险的
献对非经济风险已有相当多的研究,如政局波动、 增加反而会促进 FDI 的流入。 Aizenman & Mari鄄
文化冲突、制度差异等。 但是,经济学的研究更多 on [21] 给出的解释是,垂直化的 FDI 更容易受到汇
的是事后分析,没有一个统合的框架来解释这些 率波动的影响,而水平化的 FDI 则能通过利用全
风险的出现及应对,无法给企业带来直接的启示 球市场来分散汇率风险。 除此之外,部分原因在
和帮助。 相对来说,管理学的研究已经尝试提出 于,汇率风险可以通过进入衍生品市场等方式加
一个综合性的风险管理框架,但这类研究普遍缺 以规避 [22] 。
乏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管理框架缺少逻辑 在应对层面,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努力体现为
依据。 通过提前识别企业对外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进
一、经济学研究路径 而在事前规避相关潜在风险。 国际上各主要投资
1郾 特征、议题与应对思路 母国都有自己的综合性风险评级系统,主要涵盖
这类研究最主要的特点是应用经济学的研究 政治和经济环境。 如美国的 PRS ( 政治风险服
范式,其中边际分析、成本—收益分析是经济学最 务)集团的 ICRG(政治和国家风险评估)系统,由
典型也是最基础的分析逻辑。 现有的国际投资和 12 个加权指标的政治风险和各 5 个指标的经济
国际金融理论对对外投资的分析,都没有脱离这 风险、金融风险构成。 日本公司债研究所的国家
两大方法论的窠臼,其背后的核心逻辑是:对外投 风险评级系统由政治稳定性、经济发展和外汇 3
资与其他经济决策相同,都是对相关行为的“ 成 个指标构成。 欧洲货币指数国家风险评级系统包
本—收益冶进行边际分析。 对外投资面临的风险 括分析指标、信用指标、市场指标 3 个大类。 国内
实质上被化约为更一般化的成本概念,并用其解 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推
释实际的投资行为及结果。 正是由于成本这一概 出了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该体系纳
念的包容性,这类研究所指向的问题未必聚焦于 入了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对
经济领域,比如,政治风险 [5] 、国有化风险 [6] 、安 华关系 5 大指标 [23] 。
全风险 [7] 或制度差异 [8 - 9] 。 其中,政治风险受到 2郾 局限性
的关注最多,但也存在很大的争议。 有的学者认 综上可知,经济学的研究能够指明潜在风险
为政治不稳定会影响企业直接投资决策,进而影 带来的影响。 这种影响多以机会成本的形式出
响 FDI 规模 [10] 。 但也有学者强调,政治风险对直 现,但对企业具体决策的指导意义相当有限。 具
接投资的影响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更重要的 体来说,经济学路径的研究至少存在三点局限。
是制度和文化的差异 [11] 。 沈军、包小玲 [12] 对中 第一,定量研究大多以国家为样本,宏观层面
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非洲 的研究难以给微观企业提供直接的咨询含义。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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