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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卷摇 第 2 期 朱摇 鹤, 李若杨, 何摇 帆: 如何应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在风险?
境不确定性的洞察力。 结果显示,上述的宏观不 “新增风险冶上,否则无法体现跨国运营在跨出国
确定性确实会影响企业经理人的“ 不确定性认 门,完成“惊险的一跃冶 之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
知冶,而在行业和企业治理层面,由于现有研究较 题和新挑战。 由此得出的结论,当然也会在针对
少,经理人存在明显的预判不足问题。 性上有所欠缺。
[43] 认为,主观风险感知不仅与管理
Brouthers 其三,研究素材以访谈资料和调查问卷为主,
层相关,不同公司在不同国家感知到的风险也不 数据质量和普适性存疑。 访谈、问卷是管理学文
[42]
尽相同。 他提出精炼的 PEU 模型,在 Miller 的 献获取数据的主要方法,这些数据可以根据具体
框架下将企业面临的国际风险分为战略性风险和 的问题展开搜集,比经济学研究的公开的结构化
运营型风险两类,并认为战略性风险是影响企业 数据更具有针对性。 但是,搜集数据的方法弹性
未来长期利润的风险。 加入管理经验和市场基础 也因此更大,无法做到可对比和可复制。 这一点
构架( marketing infrastructure),可将战略性风险 始终是制约管理学研究成果走向深度研究和普遍
分为管理控制型(可控制市场)和资源承诺型(复 实践的关键。
杂市场),并以此评估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从事 三、经济学—管理学综合路径
[44]
业务时的宏观环境风险。 Waldman et al. 研究 1郾 作为综合路径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及其
了在 PEU 模型下,企业领导者的人格魅力与组织 局限性
的绩效关系。 通过对世界 500 强公司中 48 个企 是否存在一种研究路径可以综合经济学和管
业数据的实证检验,认为环境存在不确定性时,魅 理学研究的特点呢? 答案是肯定的。 企业社会责
力型领导(charismatic leadership)并不会比契约型 任理论及相关研究就是典型的综合路径。 一方
领导(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产生更大的绩效。 面,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绝非对企业理论的颠覆,而
[45] 则基于综合管理的视角,即结合企 是围绕企业的本质(目的)等问题展开的讨论,这
Das & Teng
业间联盟的关系风险和绩效风险考虑管理对策, 类讨论不可避免地要用到制度经济学、企业组织
建议使用股权联盟的方式控制关系风险,运用非 理论等相关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同时还会经常用
股权 方 式 最 小 化 绩 效 风 险。 Hambrick & Ma鄄 到实证分析以检验结论的正确性。 企业社会责任
[46] 建立了一个广泛性的“高层梯队理论冶,提 理论的分析框架相对确定,在同领域中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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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管理层的教育背景与决策思想开放度、烦琐信 普适性。 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很强的实
息与多任务处理能力等息息相关。 践性特点,许多问题的讨论必须紧紧围绕实际问
2郾 局限性 题,研究结论也要指向企业的实际运营,甚至具体
综上可知,管理学的研究更注重企业实践,对 的实践操作。 这不可避免地会牺牲分析逻辑的严
企业的咨询含义会更直接。 但是,现有管理学研 密性,使得该类研究无法做到像经济学研究那样
究亦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获得了管理学研究的最大特
其一,研究虽然更重实际,但是缺乏具有内在 征,即实践性。
[47] [48]
一致性的理论基础来解释风险出现的原因。 Mill鄄 20 世纪中后期,Friedman 和 Freeman 关
[37] 较早提出了统一的框架,但宏观、行业和企 于企业本质的讨论直接催生了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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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分类模式缺乏逻辑标准,因此并不满足分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简称 CSR) 理论。
逻辑的穷尽性。 换言之,不是所有的风险从逻辑 Carrol [49] 提出企业经营的三重底线原则———经
上都确定必然可归为其中的某一类。 济、社会和环境,给出了第一个研究 CSR 问题的
其二,多数研究没有体现出跨国投资面临的 范式。 随后,经过其他学者的努力,该领域的研究
风险的特质。 现有研究提出了很多风险,但这些 逐渐形成了整套的利益相关方理论( stakeholder
风险并非企业对外投资的特有风险。 例如来自竞 theory)。 在实践的推动下,利益相关方理论开始
争对手的风险,企业在本国运营时也会遇到类似 被用于解释并指导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运营。 以联
风险。 既然研究的主题是跨国运营风险,那么研 合国为代表的许多国际组织也在这一理念的基础
究的重点显然应该放在因对外投资决策而带来的 上, 提 出 了 许 多 企 业 运 营 的 国 际 标 准,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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