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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卷摇 第 6 期 郑江淮: 收敛性与异质性:服务业发展趋势
通常,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品空间复杂程度、产品关
联程度以及分工程度要高于农业[2] ,相应的技术进
步和生产率提高往往要高于农业。 这就意味着,制
造业存在的巨大生产规模和范围将比农业吸纳更多
的劳动力,而且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也会高于农
业。 相应地,制造业产品空间的扩张离不开生产者
服务业的支持,尤其是对降低交通成本、信息成本和
融资成本的需求持续不断增长, 诸如交通、通信、物
流、商务、金融和科技等生产者服务业将随之得到相
应的带动。 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的互动发展不仅
需要非技能型劳动力的流入,也要有更多的技能型
劳动力投入。 其劳动力工资水平会因供不应求而出
现上涨,并且高于农业部门,或者快于农业部门,从
而吸引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
如果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就会导
致被鲍莫尔称为“ 停滞部门 冶 的服务业“ 被动地 冶
吸纳被制造业挤出的劳动力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服
务需求,在服务需求价格弹性较低的情况下 ,服务
业价格随需求增长被推高,导致服务业的增长中
包含了一部分名义增长, 使得经济表现出一种
“ 成本病冶, 同时又拉低了整体经济生产率增长的
平均水平。 如果服务业 ( 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 )
的生产率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贸易壁垒的
降低得到了提高并超过制造业, 那么生产者服务
业除了吸收自然增长的高技能型劳动力, 还将从
制造业“ 虹吸 冶 一部分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
动力,为制造业提供更高质量、更为专业或成本更
低的外部供给,服务业从 “ 被动增长 冶 转变为 “ 主
动增长冶 淤, 经济的平均生产率水平由低转高,“ 成
本病冶 将得到缓解[3] 。
第二,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意味着人均收入
提高将引发新兴服务业的需求增长。 即人们的消
费需求在满足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的基础上转
向追求非必需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消费于 ,
亦即对差异化产品、耐用品、奢侈品 、教育、医疗卫
生、 旅游、文化娱乐、 社区性互动等各种服务的需
求就会上升。 这种增长既有传统服务业增长,也
有新兴服务业的增长( 通常又称为现代服务业的
增长) [4] 。 由此将刺激相应的制造业部门、 服务
部门的供给增长。[5] 这些因人均收入提高而产生
的新兴服务需求要得到满足,就要吸引更多的劳
动力进入这些服务业部门。 这些就业的增长除了
从自然增长的劳动力队伍中吸引的部分劳动力之
外, 也要从农业、 制造业中吸引部分劳动力转移,
因而势必会产生与制造业争夺劳动力的竞争状
况。 即使制造业广泛地实施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
进步,新兴服务业多样性和分工深化还是有可能
使得劳动力供不应求, 进一步推动服务价格和劳
动力工资上升,进而又提升人们对上述新兴服务
业的需求,形成相互增强的趋势。
第三,劳动力工资上升还将改变人们在劳动
和闲暇之间的平衡,人均收入水平上升之后,人们
追求高生活质量的消费需求,而随着这些服务由
家庭供给的机会成本的上升,进而会产生两个效
应, 一是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供给增加了 ,
例如妇女的就业率增长[6] ;二是对从市场采购的
服务需求增长,既包括对传统的生活消费服务的
外部需求,也包括对高质量、专业性的服务需求增
加,刺激相应的服务业供给增长。 事实上,高技能
劳动力的供给在产业结构变迁中不断地被激发出
来,由高技能劳动力来提供高质量 、专业性服务的
成本相对低于家庭内部自我服务的成本, 或者说
前者提供服务的生产率相对高于后者。 从这个角
度看,相应的服务业部门将得到发展。 盂
如果将上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兴起过程放在
全球化经济中来看, 不难发现, 在制造业全球化
中,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在资本偏向和技能
劳动力偏向的技术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较高
的生产率上,在世界市场上,集中分布于产品分工
程度高、 关联性强、 范围广的产品空间中, 而发展
中国家则依赖于低成本的劳动力、 土地和自然资
源禀赋, 集中于产品分工程度低 、关联性弱、 范围
窄的产品空间。 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来看,
由于贸易成本、交通通信成本持续降低,发达国家
除了出口贸易之外, 逐步增加 FDI 和离岸外包等
活动,将越来越多的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
制造和加工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将越来越多
的高技能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研发设计、 精密加工
制造、 品牌、 营销等环节留在发达国家之间再配
置。 这种分工虽然使得世界市场上产品空间变得
越来越复杂,发展中国家能够凭借自身的比较优
势进入世界市场,产品出口规模扩大,带动相关的
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但是发展中国家所处的是
低附加值分工环节,人均收入水平仍然较低,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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