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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摇 摇 摇 摇 2015 年摇 第 4 期
响是不得而知的。 从一些相关文献来看, 经济增
长速度下滑不利于就业增加,不利于低收入人群
收入增加,而经济结构不断资本密集化和技术密
集化也不利于非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增长,
而在环境整治过程中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那些劳动
密集型企业和非技术工人的就业[21] 。 因此, 经济
新常态带来的收入分配影响存在风险, 需要有充
分的估计。
第二,如何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 ? 社会的发
展实践表明,理想的社会收入分布是 “ 橄榄型冶 分
布, 即中等收入规模较大, 富人和穷人都相对较
小。 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中产
阶层的扩大, 简称“ 扩中冶。 但 “ 扩中冶 是长期发展
的结果, 短期的政府调控政策只能发挥有限作用。
“ 扩中冶 的顺利推进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转变 :
一是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与升级。 主要表
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
产业转变,以及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就业结构向
高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就业结构的转变。 对于我国
经济来说,这些转变是长期过程, 并非短期能够完
成的。 二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高等教育质量的
提升。 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意味着入学率要超过
50% , 同时不损失高等教育的质量,并尽可能不断
提升教育质量。 为了实现上述两个转变, 经济发
展方式和高等教育制度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
第三,如何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调节高收入?
对于此问题, 首先应准确认识 “ 什么是高收入 冶。
高收入可以分为合理性的高收入和不合理性的高
收入。 由于产生原因不同 , 对应的政策措施也应
有差异。 对于不合理性的高收入,需要改革政治
制度从根本上予以消除[20] 。 而合理性的高收入
一般来自合法途径, 透明度相对较高, 应予以保
护, 并采用科学的税收制度予以调节。 例如个税
制度就是有效调节收入差距的政策工具之一。 不
过, 我国个税制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虽然高收入
人群缴纳的个税绝对数额相对较高, 但其所得税
税率却并不是很高[22] 。 在个税制度之外 ,绝大多
数间接税都没有调节收入差距的能力, 甚至还扩
大了收入差距。 因为在现行税制下, 间接税更容
易转嫁给低收入人群[23 - 24] ,使得他们的间接税税
率相对较高。 根据相关研究,一般认为直接税有
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而间接税不利于缩小收入差
距 [25] 。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直接税的占比过
低, 间接税占比过高,导致整体税制调节收入再分
配的效果较差。
第四,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如何消除
特殊利益人群和部门的阻挠?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是在长期内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途径, 改革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离不开生产要素市场化的变
革。 然而,一旦生产要素格局发生改变,势必会威
胁在旧制度下获得高额回报的利益人群和部门。
这些人群和部门很可能利用自身影响力拖延改革
进程,抵制不利于自身部门利益的改革措施 [26] 。
需要警醒的是,特殊利益部门和人群的强势与收
入分配制度的僵化会相互强化 ,使得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的难度变得愈来愈大[27] 。
四、 寻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在过去几年中, 中国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方
面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也取得了一些值得关注
的进展。 特别在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 社
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和减少农村贫困方面取得的成
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在经济高速增长
的同时, 政府财政资金更多地向农村地区, 向贫困
地区倾斜,带来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超过了城镇
居民收入增长,农村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增长超过
了农村非贫困地区, 农村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
超过了一般居民收入增长, 从而带来了城乡之间
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缩
小。 虽然这种变化只是出现在一段不长的时期,
但是这种变化是值得肯定的。 还有, 在经济增长
和政府扶贫政策的双重作用下 ,过去几年中农村
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数量是惊人的。 根据可比的
数据估算,在 2010—2014 年期间, 按照国家新的
扶贫标准, 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大约 7 000 万 。 这
样一种减贫速度在其他国家是很难出现的 。 在农
村贫困减少的同时, 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
的投入, 可以起到多重收入再分配效应。 比如, 迄
今为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 新农合 ) 已经基
本覆盖了全体农村居民, 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
农民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 也缓解了农村中普遍
存在的“ 因病致贫冶 问题。 又比如, 农村新型养老
保障制度( 新农保 ) 的实施,对于缓解农村老年贫
困问题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缩
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再比如,这几年农村最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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