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 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完成对资金、技术和社会资本的积累，返乡创业成为一种越发普遍的现象，受到中国政府和学界的关注。返乡创业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人口流动和就业现象，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口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国际上的人口流动大多以向发达地区集聚的单向迁移为主，而中国的返乡创业表现出城乡之间人口双向流动的特征，且是在“乡—城”流动为主情况下的“城—乡”逆流动。第二，强调返回原籍地。中国特色返乡创业目的地的选择并不取决于区域的创业优势，而是强调返回人口的原籍地，这既是对原籍所在地社会网络的依赖，也是出于建设家乡的情怀。第三，创业产业选择基于当地资源禀赋。国际上常见的归国创业，其创业产业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行业，重视利用归国者在发达国家学习的前沿技术，而中国特色的返乡创业产业选择大多基于原籍地农村的资源禀赋，产业并不高端。可以说，中国特色的大规模返乡创业现象在当今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返乡创业是发展乡村经济并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一方面，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返乡创业者正是乡村振兴最需要、最稀缺的人才。返乡创业者具有一定的人力、社会与经济资本，属于乡村中的“精英群体”，吸引这些高素质人才返乡创业，可以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和资金投入支持。另一方面，乡村振兴的抓手在产业，返乡创业会激活产业的集聚效应，吸引更多人才返乡，从而实现产业兴旺。因此，鼓励和支持广大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激发乡村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针对返乡创业这一普遍现象，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深入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按照劳动力迁移问题研究的传统［1］，学者们重点关注了返乡创业的条件、过程和影响，即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决定因素、创业绩效及对农村区域发展的影响。在研究层次上，学者们以实证分析为主，多以经典的劳动迁移理论、区域发展理论和创业理论为参照，对返乡创业现象展开理论分析，并基于调查数据或案例进行实证检验，以此验证上述经典理论是否适用于解释返乡创业行为。通过以实证分析为基础，逐步验证不同因素对返乡创业影响的研究范式，学者们逐步构建起返乡创业这一中国特色“逆城市化”现象的理论框架。
在中国情境下，返乡创业的主体除农民工外，还包括大学生、退伍军人、科技人员、城市企业主等，但70%以上都是农民工①。鉴于此，本文重点梳理与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关的研究文献，提炼相关领域的研究框架，归纳研究的重点和前沿，并提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启示和参考。
一、返乡创业的内涵与外延
(一) 返乡创业的定义
返乡创业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迁移和就业现象，国内学者尝试对这一现象做出界定。程春庭［2］最早对返乡创业行为做出定义，即“农民外出一定时间，在务工、经商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胆识和才干，积累了较多的资金，当感到家乡的经济环境宽松、利用掌握的技术可获得更高收入时，便返回家乡创办工商企业，或从事非原来意义的农业规模经营和开发性生产”。王西玉等［3］则从人的角度定义了返乡创业行为，即“回乡民工指改革前后从农村出县境到城市打工或经商半年以上的，又返回本县(包括县城、乡镇、村) 的民工，而其中创办过工商企业包括搞开发农业的称为创业民工”。之后，韩俊［4］做出了更为规范化的定义，即返乡创业是“农民经过一段时间的外出务工后又返回家乡，利用打工积累的资金、技能和信息等资源，在乡村、小城镇或县城创办企业、发展服务业以及投资商品性农业的行为”。之后的相关研究，无论具体研究策略有何不同，理念上基本都接受并沿用了这一概念，本文亦认可这一对返乡创业的定义。
虽然返乡创业的概念得到明确界定，但涉及具体研究，对返乡创业的判断标准还存在争议，口径的不一致导致研究之间不可比，由此衍生出的政策含义也大打折扣。具体来说，对返乡创业判断标准的模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哪些行为算创业
一部分学者受限于数据，无法准确区分创业(entrepreneurship) 和自雇(self-employment)，只能把二者都算作创业，即认为无论规模大小、产业类型，只要是在“自我经营”而非“给人打工”，就认为是在从事创业活动［5-6］。另一部分学者为了将“承担风险”的真正创业行为［7］与传统小农家庭经营区分开来，选择只将非农部门的自我经营视作创业，而忽略农业相关创业［8-9］。还有的学者尝试通过多变量的组合来识别创业行为。如Wassink［10］除观察农民是否自我经营外，还用“是否雇佣家庭之外的成员”来区分创业和自雇; 郭云南等［11］则对创业的固定资产规模提出了要求。
2.出去多久算有外出务工经历
大部分学者将“跨县流动半年以上”视作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标准［5，12］，但也有学者以“出县务工3 个月”［13］或“连续外出打工一年以上”［14］为标准。还有部分学者不对外出时间做严格限定，而是询问农民“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并直接采纳他们的回答［15-16］。这里暗含一种假设，即无论农民在哪里务工、出去多久，只要在他们的观念中是离开家乡出去打工了，那就可以界定为有外出务工经历。
3.回到哪里算返乡
在概念上，学者们普遍认可“返回原籍农村或回到家乡所在县城和乡镇”就算返乡［17］。但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由于返乡创业调查数据大多来自农村，因此很多研究的数据样本中没有包含在县城创业的返乡者，而这可能导致相关结论“以偏概全”，因为返乡创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可能在县域层面比在村域层面更加凸显［18-19］。
(二) 返乡创业的特征与相关研究领域
尽管在实际研究中，不同学者对返乡创业的衡量标准有所差别，但也体现出一些共性的特征，使学界对中国农民工的返乡创业行为有较为清晰的画像。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返乡者都经历了一个从不发达地区(农村) 向相对发达地区(城市，也可能是相对发达地区的农村) 迁移，再回到户籍所在的不发达地区的过程;第二，返乡者在相对发达地区务工的过程中，积累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第三，回到家乡后，返乡者利用在外积累的各种资源，从事自我经营的、与传统小农家庭经营不同的农业或非农产业。
根据上述特征，在更广泛的研究领域中搜寻，可发现迁移经济学和创业研究中的一大热点——“归国创业”(returnee entrepreneurship) 与中国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十分相似。尤其是归国创业者中那部分人力资本相对低的群体②的归国创业行为。如墨西哥向美国的非法移民［20］，希腊、阿尔巴尼亚、埃及等东欧和北非国家向意大利迁移的劳动力等［21-23］，他们“迁移—回迁—创业”的行为逻辑和特征与中国农民工的返乡创业行为高度相似。虽然不完全等同于返乡创业③，但国外学者对归国创业的研究无疑有助于理解中国农民工的返乡创业行为。
与返乡创业比较相关的研究主题还包括“农村创业”(rural entrepreneurship) 和“农民创业”(farmer entrepreneurship)。前者强调创业发生在资源约束下的农村社区，大多从资源基础［24］的角度展开分析，并探讨各类农村产业创业的特点，包括乡村民宿业［25］、乡村旅游业［26］等;后者注重探讨农民这一身份和职业对他们创业行为的影响，以及一些农民群体特有的创业行为，如农民合作社创业［27］、女性农民创业［28］等。对比可以发现，虽然中国的返乡创业大多发生在农村，创业主体大多是农民，但农村创业和农民创业的相关研究并不强调劳动力流动带来的生产要素流动，与返乡创业研究的重点差别较大，因此这两类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农民工的返乡创业行为帮助相对有限。
鉴于此，本文综述的文献范围包括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相关研究，以及部分与返乡创业具有相似特点的归国创业的相关研究，但不重点涉及农村创业和农民创业有关文献。为方便陈述，后文中的“返乡创业”概念，既包括中国典型的农村劳动力完成城乡迁移后在家乡的创业行为，也包括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出国务工后返回母国创业的行为。
(三) 返乡创业的分类
由于创业动机、创业背景、创业模式等方面不同，返乡创业者内部的异质性多过同质性，因此在具体研究中，不宜将返乡创业者视为一类主体，而应基于具体的研究目标，做出更加细致的分类［29］。
传统创业研究主要基于创业背景和创业目标对创业行为进行分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研究报告中将创业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自雇。即劳动力在不能找到其他合适工作条件下的一种生存策略。另一类是真正的创业。即企业家精神的表达或追求成为他人雇主身份的经济行为［30］。有学者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将创业者分为三种类型［31］。一是经典创业者(classic entrepreneurs)。即传统意义上符合熊彼特对创业定义的创业者，这类创业者大多雇用了需要支付工资的雇员。二是被迫创业者(forced entrepreneurs)。即暂时找不到合适工作机会而被迫进行自我经营的创业者。三是家庭创业者(work-family entrepreneurs)。相当于自由职业者，如律师、会计师等，这类创业者往往拥有较高的技能水平。
1.按经营特征分类
借鉴传统创业研究中对创业行为的分类方法，研究返乡创业问题的学者们大多也区分了自雇和真正的创业，划分标准一般为“企业中是否雇用了需要支付工资的家庭外成员”［10，32］。需要注意的是，返乡创业相关研究中“创业”的概念往往包含了真正的创业和自雇两类行为，学者们倾向于将这两类行为作为一个整体展开分析，仅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中予以区分。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以农民工为主的返乡创业群体普遍创业规模较小、创业水平不高，自雇者占了创业群体的大多数。如果将自雇排除出创业行为，将导致有效样本量大幅减少。第二，自雇虽然规模较小，但也具有传统意义上创业所具备的独立核算、高风险高回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等特征［33］，与真正的创业行为大体相似。
2.按创业动机分类
按创业动机分类最基础的做法是将返乡创业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Kveder ＆ Flahaux［34］指出，自愿返乡和被迫返乡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被迫返乡是一种找不到合适工作情况下的无奈选择，被迫返乡者的创业大多属于自雇，成功率较低。相反，自愿返乡则是劳动者在外获得了技能、资本、信息、经验后的一种有预谋的行为，自愿返乡者的创业更可能是真正的创业。基于这种思路，国内学者习惯于将返乡创业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生存型创业。即创业者为了赚钱养家或为了生存下去而进行创业。二是发展型创业。即创业者为了自我发展而选择创业。三是实现型创业。即创业者为了实现自身价值而选择返乡创业［35-36］。已有研究表明，创业动机对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有重要影响［37］，因此，区分创业动机对于理解返乡创业者的不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但问题在于，现有研究仍未开发出合适的方法来准确识别创业动机，而只能通过询问农民“创业目标是生存、发展还是实现自身价值”之类问题来获得一个非常主观的答案。
3.其他分类标准
除上述标准外，少数学者也从其他角度对返乡创业类型进行了划分。如Wassink ＆ Hagan［29］从创业质量和持续性角度将返乡创业分为生存型创业(创业质量低、持续时间长)、垫脚石型创业(创业质量低、持续时间短) 和繁荣型创业(创业质量高、持续时间长)。吕惠明［38］从创业内容和行业角度，将返乡创业分为农业产业化、乡村旅游、居民消费性服务业、家庭手工业演变和现代工业企业5 种类型。虽然基于不同研究目的，对返乡创业类型的划分方法种类繁多，但从经营特征上将返乡创业划分为真正的创业(有家庭外雇员) 和自雇(无家庭外雇员)，以及从创业动机上将返乡创业划分为主动型创业和被动型创业是得到普遍认可的。
总体来看，在返乡创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现有研究已经达成了不少共识。在对概念的定义上，虽然不同学者给出的文字定义不同，实证研究对返乡创业样本的选择标准也存在一定差异，但学界对返乡创业内涵的认知基本是一致的，即农村居民通过外出务工、经商或上学积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然后返回家乡进行自我经营的行为。在具体分析中，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对返乡创业者依据不同特征进行了分类，这些分类标准虽然不同，但一致的认知是，返乡创业群体的内部差异很大，不宜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而应在面对具体问题时，仔细辨别其内部不同群体的特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与国际类似研究的对比上，由于严格意义上的返乡创业属于中国当前阶段特有的现象，因此相关研究的特殊性强于一般性，其研究结论有助于指导未来中国的返乡创业实践，但尚未跟国际上一般性的移民研究很好地接轨。
二、创业前因: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与决定因素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返乡创业，需要满足两方面条件: 第一，农民工有返乡创业的意愿;第二，农民工有返乡创业的能力。研究“农民工为什么要返乡创业”“什么样的人更可能返乡创业”的问题，有助于从底层逻辑上理解中国当前出现的大规模农民工返乡创业现象，进而把握返乡创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因此，很多研究返乡创业问题的学者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和决定因素上。
(一) 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
研究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实际上就是要回答“为什么要返乡创业”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为什么要返乡”，二是“返乡后为什么要创业”。目前看来，学者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比较充分，对第二个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1.返乡的逻辑
对于“为什么要返乡”的问题，主要有两种主流观点，一种将返乡者视为“失败者”，另一种则将返乡者视为“成功者”。第一种观点认为，进城务工是农民对城乡经济收入、就业机会理性判断后的决策结果，其目的是在城市立足，只有当他们在城市失业或找不到符合预期的工作时才会返乡［39］。根据这种观点，返乡者实际上是城市竞争中的失败者，他们之所以返乡，是因为无法在城市生存下去［40］。第二种观点认为，农民进城务工不是为了扎根城市，而是想通过进城务工积累技术、资金、经验等家庭发展要素，最终目的是使家庭在返乡后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41］。按照这一观点，返乡者无疑是在城市完成了家庭原始积累的成功者［42］。上述两种观点单独拿来解释中国农民工的返乡行为都存在局限性。实际上，“失败者”观点用来解释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更合适，而“成功者”观点用来解释老一代农民工返乡更合适［43］。此外，还有学者从非经济角度解释农民工的返乡行为，认为家庭责任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的核心动力，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创业，是一种兼顾家庭责任下的无奈选择［44-45］。上述观点结合起来，可以比较好地解释中国农民工返乡的动机。
2.创业的逻辑
对于“返乡后为什么要创业”的问题，相关研究较少，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老一代农民工大幅提高，他们进城前也没有农业生产的经历，当他们回到农村后，不愿再像父辈一样从事传统小农生产，而是利用在城市积累的资本，努力寻求创业机会，哪怕规模很小，只称得上自雇，但对他们来说也是相对更体面的生活方式［46-47］。第二，近年来中国农村创业环境大幅提升，基础设施、道路交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创业面临的资源约束，为农民工返乡后的创业活动提供了积极的土壤［48-49］。
(二) 外出务工经历与创业行为
外出务工经历是否会促使农民创业? 这是返乡创业研究主题中学者们最为关注的话题。针对这一问题，学者们基于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外出务工经历会显著提高农民返乡后创业的概率［5，50］。对于其中的机制，现有研究的说法也比较一致，即外出务工为农民积累了资金、人力资本［9，51］，以及在务工地的社会资本［16］，提高了他们创业的能力和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外出务工同时也会降低农民在家乡的社会资本，这会对他们的创业行为产生负面效应。实际上，外出务工对创业的净影响取决于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相对大小［22］。但现有证据表明，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民外出务工对返乡后创业行为的正面效应是大于负面效应的［52-53］。
少数学者认为，外出务工经历也可能提高农民从事受雇型工作的概率，进而抑制农民的创业行为［13］，其机制在于外出务工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增加了农民创业的机会成本。笔者认为，上述研究之所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区分自雇与真正的创业。与真正的创业相比，自雇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则相对有限，自雇者更像是暂时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类似于进入了劳动力的“停车场”(parking lot)，又称之为“停车场效应”。一旦经济环境复苏，市场创造出更多就业岗位，自雇者又会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54］。因此，外出务工经历会促使农民进行真正的创业活动，但对农民的自雇行为不会有显著影响。Piracha ＆ Vadean［21］和Alili ＆ Adnett［55］对阿尔巴尼亚返乡者的研究都支持这一结论，即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者真正创业行为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自雇行为。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外出务工和创业行为之间存在内生性。即农民创业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外出务工经历，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本身能力更强、更有冒险精神，而这些特征同时也是促使他们外出务工的原因。为解决内生性问题，学者们主要采用了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 模型(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Bivariate Probit)［22］、递归双变量Probit 模型(Recursive Bivariate Probit)［10，56］和工具变量法。对于核心解释变量“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工具变量的选择，大部分学者选择了“村内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劳动力比重”［5］，但也有学者独辟蹊径，采用了“第一次外出年龄”［53］、“务工地原油价格”［22］等不常见的工具变量。
(三) 返乡创业的决定因素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发现，男性、在外储蓄多、往家里汇款多、家庭人口多、外出前有创业经历、社会网络紧密、信任政府的外出务工者，返乡后更有可能创业［10-11，57-58］。从经营特征的角度区分创业的异质性后发现，往家里汇款多、在外获得技能和证书多、在外务工时间长的外出者，返乡后更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创业而非自雇［32］。在上述诸多影响返乡者创业决策的因素中，被讨论得最多的是返乡者的人力资本、在外积累的资金以及家乡的创业环境。
1.人力资本
在人力资本方面，Lazear［59］提出了著名的创业“多面手”理论(Jack-of-All-Trades)。即创业者应该是多面手，各方面能力均衡的人比专注于某一项技能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企业家。Démurger ＆Xu［5］和Mahé［60］分别用中国安徽和埃及返乡创业者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理论，两项研究都发现，外出务工者在外从事的工作类型越多，返乡后创业的概率越大，尤其是当外出从事的工作种类超过4种时，他们返乡后创业的概率有一个显著的提升。
外出务工获得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技能，也是促进返乡后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34］。Hagan ＆Wassink［61］对墨西哥的研究发现，劳动者在外务工获得的技能越多(包括语言技能、社会技能、技术技能)，返乡后越有可能创业。不同技能的效果存在差异，语言技能相对来说最重要，因为语言技能提高一方面可以扩大务工者的社交范围和商业范围，另一方面可以提升务工者的学习阅读能力。Zhang et al.［6］对中国农民工的研究发现，返乡创业者从事的产业一般都是务工地的主流产业，而非居住地的主流产业。Thomas ＆ Inkpen［62］对马拉维返乡创业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结论，他发现在欧洲务工的返乡者偏向于非农产业创业，在非洲务工的返乡者偏向于农业产业创业。上述研究可以证明，外出务工获得的技能对于返乡者的创业决策至关重要。
2.资金积累
在资金的影响方面，现有研究一致认为，家庭资金越充足，返乡者创业的概率越大。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普遍面临信贷约束，而外出务工积累的资金缓解了这一约束，因而催生了创业行为［63-65］。Mesnard ＆ Ravallion［66］对突尼斯返乡创业者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资金功能的认识，他们指出，财富对返乡者的创业行为确实有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凹性的，这一特点与财富效应和资本边际递减效应相吻合。
那么，人力资本和资金积累哪个对返乡者创业更重要? Mccormick ＆ Wahba［67］对埃及的研究发现，对于有文化的劳动力，工作经验积累和技能获得比资金积累更重要; 而对于没有文化的劳动力，资金积累比工作经验积累更重要，因为他们在外务工从事的岗位一般技术含量比较低，没有多少学习技术的机会。Wassink ＆ Hagan［20］对墨西哥的研究发现，在城市及周边地区创业，人力资本更重要; 在农村地区创业，资金积累更重要，因为在农村地区创业的产业所需的技术水平往往较低。总体来看，人力资本和资金积累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环境下虽然有所变化，但二者都是促成返乡创业行为最重要的因素，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3.创业环境
创业环境对返乡者创业行为的影响比对一般性创业者的影响更大。返乡者创业成功的一大凭仗在于返乡者对家乡社会网络的把控，但这种社会网络资源不能随着人口迁移而流动，因此，一旦家乡创业环境不好，返乡者无法像一般性创业者那样调整创业地点，而是只能放弃创业。在创业环境不佳，缺少信息、就业指导的情况下，即使返乡者在外积累了资金和技能，也很难应用到创业实践上［68］。因此，打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对于促进返乡创业行为至关重要。现有研究发现，区域繁荣程度、政府支持、税收水平、交通设施等都对返乡者的创业行为有显著影响［69-70］。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支持能极大地促进返乡创业行为，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返乡者更容易面临信贷、信息、政策等方面的约束，政府支持能极大地提升他们的创业能力和创业信心［14］。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支持也不是普惠性的，有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高的返乡者，其创业行为更容易得到政府支持［71］。这种支持的选择性，虽然不是政府明面上倡导的，甚至还可能存在政策寻租的嫌疑，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有效的筛选机制，让有技术、有人脉的返乡者优先创业，提高创业的成功率，同时抑制能力不足者的创业行为，使他们得以避免创业失败的后果。
总体来看，在“什么样的人会返乡创业”的问题上，现有研究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其中，外出务工经历与创业行为的关系是学者们讨论的重点。在经过大量实证研究的检验后可以断定，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外出务工经历会促进农民的创业行为，因为外出务工积累的各种资本，提升了他们创业的信心和能力。此外，现有研究还发现，较高的人力资本、较多的财富、良好的创业环境也会激励农民的创业行为。
现有研究虽然对返乡创业的机制和决定因素进行了相对充分的讨论，但仍有可拓展的空间，其中最重要、最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于如何打造一个适合返乡创业的环境。现有研究受到数据限制，主要关注了返乡者个人特征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对创业环境的关注尚显不足，而返乡创业恰恰对创业环境更为依赖，因为返乡者的“家乡”是不可选择的。因此，探究怎样的环境更适合返乡创业、政策上应该重点从哪些方面支持返乡创业者，这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三、创业过程:返乡创业绩效及影响因素
返乡创业促进经济发展，需要以创业成功为前提，如果创业失败，不仅不能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使创业者陷入负债累累的困难境地。而创业又是一种风险很高的商业活动，那么，返乡者的创业活动能否成功，影响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有哪些? 这些问题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一) 返乡创业绩效的衡量
研究创业绩效，首先要解决的技术性问题是如何衡量创业绩效。一般来说，创业的目的在于利润最大化，企业经营利润能够较好地衡量创业绩效。然而，由于创业初期经营不稳定，每年的利润波动往往较大，因此用某一年的企业利润来衡量创业绩效不一定准确。理想的状态下，最好能连续收集创业企业5 年以上的经营数据，才能相对准确地判断企业的经营绩效［72］。但当前很少有数据能实现连续5 年以上的追踪，因此，相关学者只能退而求其次，构造出一系列客观和主观指标来衡量创业绩效。
客观指标方面，一部分学者采用企业经营年利润或月利润来衡量企业绩效［73-75］，虽然未能实现长期追踪，但学者们尽量使用了多期面板数据，以尽可能准确地衡量创业绩效。另一部分学者采用了时间指标，把企业是否长期生存作为创业成功与否的标准，这个判断创业成功与否的企业存续期限一般在5 年［72］。
主观指标方面，有学者尝试让创业者自己评价创业绩效，这种做法的优点在于能够跳出短期经济指标，从更长远的发展态势上衡量创业绩效，缺点则在于创业者的绩效自评有可能因为顾及自身颜面或存在信息偏差而不准确。常规的做法是，请创业者对自己创业的满意度进行主观打分(1 ～5 分)，具体包括市场份额满意度、销售增长满意度、盈利能力满意度等［76-77］。
(二) 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因素
在返乡者群体内部，什么样的主体更容易创业成功? 围绕这一问题，学者们从外出务工经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信贷资本、政策环境等角度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1.外出务工经历
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创业是否更容易成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返乡创业相关研究的一个重点。大部分学者研究的结论是肯定的，如Marchetta［72］对埃及1998 年和2006 年两轮返乡者的研究发现，在采用递归二项Probit 模型和2SRI 克服自选择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后，外出务工经历仍然展现出提高返乡后创业绩效的效果，影响机制在于外出务工积累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有利于返乡者更好地经营企业。Kveder ＆ Flahaux［34］和王轶等［78］分别对塞内加尔和中国返乡创业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外出务工经历有利于提升创业绩效。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外出务工经历可能对创业绩效有负面影响，原因在于长期外出务工降低了创业者在家乡的个人声誉、人员关系和社会评价等，这些“软资本”对于在农村地区创业的返乡者来说，可能比人力资本更加重要［79］。
综合来看，笔者认为，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应该是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这一点从大多数实证研究发现有外出务工经历者的创业绩效更高中能得到充分证实。少数研究得到相反结论，应该是技术问题导致，如样本选择有偏，对创业成功的定义不明确等。从机制上看，外出务工也并不一定会弱化创业者在家乡的社会网络，这取决于个人对家乡社会网络的重视程度和维护行为［76］。如果能在外出务工期间与家乡保持良好的社会联系，或者家乡有其他亲属代为完成维持社会网络关系的任务，那么返乡者的创业行为依然能够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有效支持［80］。
有学者尝试打开“外出”和“返乡”的“黑箱子”，从二者的内涵和目标角度分析外出务工经历提升创业绩效的关键。Bensassi ＆ Jabbour［75］指出，并不是劳动力在欠发达和发达地区之间完成了来回的迁移就能提升创业绩效，关键在于劳动力在外出务工过程中是否真正积累了产业相关的人力资本，只有在外出期间学到了新技能、掌握了新知识、获得了新证书，返乡后才能实现更高效的创业。Kveder ＆ Flahaux［34］则从返乡目标的角度做出了解释，即不同类型返乡者的创业绩效存在很大差别:自愿返乡者大多是在外获得了经验、技能的“成功者”，他们的返乡创业可看作是有计划的经济行为，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而被迫返乡者的创业更像是在找不到合适非农工作和不愿回归农业之间的一种无奈的折中选择，往往更偏向于自雇，他们的创业绩效必然不如自愿返乡者。
2.人力资本
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因素，具体包括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培训经历、身体健康状况等。对人力资本影响创业绩效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即较高的人力资本往往意味着较高的创业绩效［78］。一项针对中国返乡创业者的研究表明，创业群体多受一年正规教育的边际收入效应为12.6% ～18.8%，高于务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3.3% ～8.0%［81］。如果将创业细分为真正的创业和自雇(以是否有需要支付工资的家庭外雇员为标准)，那么真正的创业的教育回报率为14.5% ～26.1%，而自雇的教育回报率只有4.9% ～8.5%［74］，这说明真正的创业是一种对人力资本要求更高的经济行为。
3.社会资本
返乡创业者的社会资本主要以对社会网络的掌控来体现，这个社会网络既包括家乡的社会网络，也包括务工地的社会网络。虽然外出者在务工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但返乡创业时仍可能面临信息缺乏、资本不足等问题，而家乡的社会网络能在这些方面对创业者予以支持。一项对中国返乡创业者的研究发现，有更强大社会网络的返乡者，会有更多的民间借贷渠道，有更大可能创办自营工商业，并取得更好的创业绩效［82］。在外积累的人力资本与家乡的社会网络还可能产生“1 +1 ＞2”的效果，人力资本积累会强化社会资本的使用，高技能的返乡者更可能，也更有能力动用本地社会资本，以提高创业收入、实现信息交流和获得更多贷款，从而改善返乡创业的绩效和表现［73］。除家乡社会网络外，务工地的社会网络对返乡创业者来说也十分重要，它有利于返乡者获得市场信息和打通营销渠道［83］。Pruthi［84］对20 位印度返乡创业者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发现，返乡创业者往往利用务工地的社会网络获得市场资源，利用家乡的社会网络实现创业想法，对于成功的创业者来说，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4.信贷资本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返乡者创业面临的最大约束往往在于资金不足，因此很多学者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金融和信贷支持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上。现有研究表明，正规金融(银行贷款等) 和非正规金融(亲友借款等) 都对返乡者的创业绩效有积极影响［85］，其中正规金融对返乡创业者的帮助更大，但非正规金融的覆盖面更广、更符合农民创业的资金需求特点，对农业相关的创业绩效提升效果更好［86］。
5.政策环境
地方政府对返乡创业的支持态度必然会影响到返乡者的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朱红根［87］对中国江西返乡创业者的研究发现，政策支持对返乡者的创业绩效有积极影响，对初始创业者的影响较大，对达到一定水平的创业者影响较小，说明返乡创业者在创业初期更需要政策支持。方鸣［88］同样认为政策支持有利于提升返乡创业绩效，且政策支持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缺乏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企业从政策支持中获得的绩效提升更大。上述研究表明，政策支持对返乡创业绩效的提升效应具有包容性特征，主要作用是帮助创业初期的、创业能力相对弱的群体补齐短板，这有利于提升社会创业数量，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
总体来看，如何提高创业绩效是返乡创业相关研究的一个重点，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研究创业绩效的一个前提是较好地衡量绩效，遗憾的是，虽然在概念上创业绩效很容易理解，但客观衡量上却存在很大的困难。学者们采用了主观指标、客观指标、综合指标等多种方式，仍不能比较完美地衡量返乡创业绩效。在现有的条件下，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绩效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创业带来了人力资本和财富的提升;另一方面，长期外出使返乡者逐渐丧失了在农村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至于哪种效应更强，则要区分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和创业环境，以及返乡者自身的素质和行为动机。
与对返乡创业决定因素的研究相似，对返乡创业绩效的研究也存在重返乡者个人特征、轻创业环境特征的特点。现有研究虽然指出政策支持有助于提升返乡创业绩效，但对政策的分析还很笼统，并没有准确指出哪种类型的政策更有效、哪种特征的群体应予以重点支持，导致相关研究的政策指导性较弱。前文分析表明，返乡者的创业绩效极其重要，失败的创业不仅不能提升农民收入，反而会让他们的家庭陷入债务的深渊。因此，加快对返乡创业政策支持体系的研究，进而有针对性地筛选、支持返乡创业者，引导返乡者理性创业、高效创业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四、创业结果:返乡创业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返乡创业实现了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商品等要素从相对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流动，必然会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Murphy［80］对20 世纪末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就指出，返乡农民工拥有改变农村的巨大潜力，特别是对于那些远离城市的偏远地区农村。然而，20 年过去了，这部分研究的进展却相对缓慢，返乡创业影响区域发展的理论体系尚未完成构建，对机制和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也还有待深入。
(一) 返乡创业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
大部分研究表明，无论是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返乡创业者，还是国际上更为普遍的海归创业者，这种将相对发达地区资源引入欠发达地区的人才流动都能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村或母国) 的经济发展［19］。具体来说，返乡创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返乡效应”，二是“创业效应”。
1.返乡效应
返乡效应主要体现在返乡者的行为实现了要素和资源的“逆中心化”流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欠发达地区发展要素缺乏的问题，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Stockdale［89］对苏格兰返乡青年的案例研究发现，让青年出去接受新事物、学习必要技能，然后再吸引这些青年返乡，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为数不多的重要途径。Von Reichert et al.［18］对美国移民的研究也表明，向农村地区移民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产业发展面临的高素质人才不足的问题，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并刺激当地消费增长。Zhu et al.［90］对中国的研究同样指出，返乡创业者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他们将创业精神以及积累的人力、金融、社会、文化和技术资本带回家乡，促进了家乡的城乡社会经济转型。
2.创业效应
创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长期以来存在关于“企业家效应”和“难民效应”的争论，即创业既可能因为创业者的企业家才能而促进经济发展，也可能因为创业者“被迫创业”的动机而与经济增长“逆周期”［91-94］。然而，在返乡创业研究领域，返乡者通过创业的方式加速地区形成经济集聚、创造就业岗位、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已在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95］。黄祖辉等［19］以中国2016 年和2017 年返乡创业试点县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返乡创业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县域GDP 总量和人均GDP 水平，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相关实证研究还证实，返乡创业带来的居民收入增长能有效刺激当地消费［89］，创业人才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有助于提高基层治理水平［18］，这些变化都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经济走上持续增长的轨道。
(二) 返乡创业保障民生就业的效应
除促进经济发展外，返乡创业同时还具有保障民生就业的效应，主要体现在为农村居民创造就业岗位，并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上。具体来说，返乡创业保障民生就业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实现:一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二是为低收入群体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三是带动更多低收入者加入创业大军。
1.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
Hausmann ＆ Nedelkoska［23］对阿尔巴尼亚大量返乡创业者的研究表明，相对于本地劳动者，返乡创业者属于高技能人才，他们与本地低技能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互补效应，有利于推动相对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进而提高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整体工资水平。这一观点在一般性的创业研究［93］中也得到了证实。
2.创造就业岗位
返乡者的创业大多集中在农业相关行业或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加工业和低端服务业，因此他们得以把大量不就业、失业或在自给自足农业中的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重新拉回到劳动力市场中，有利于提高这部分相对弱势劳动者的收入水平［80］。这一点在中国农村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城市流动的情况下，返乡创业在农村地区创造出的就业岗位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留守老人、妇女等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需求，有效缩小了城乡之间、农村内部以及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94］。
3.引导创业
有研究发现，返乡者不仅自己创业，还会通过示范效应带动周边亲友创业。He［95］对中国6 个淘宝村的案例研究发现，在农村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很多农村地区实现了区域性的集体创业潮，充分释放了金字塔底部的农村发展潜力，这种示范带动创业的效应为消除贫困、实现包容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提醒，应当辩证地看待创业扶贫的问题。他们认为，不宜鼓励所有人都去创业，对于部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偏低的贫困户而言，创业的风险极大，创业失败将使他们陷入更加困难的局面，鼓励创业扶贫的政策措施应思考扶持谁创业更有利于长期减贫的问题［96］。
返乡创业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涉及对这一特殊现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定位和意义的认识，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对这部分内容的讨论还比较少。国际上对归国移民的研究发现，人才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流动能够有效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促进社会公平，但这种影响在中国特色返乡创业的语境下是否适用，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此外，对返乡创业影响的研究，不宜只注重经济层面，也需要考虑到暂时难以被量化的非经济层面的影响。对当前中国的流动人口，尤其是青年人口来说，返乡创业并不是收益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选择，而是结合个人追求、家庭责任、家乡情怀后综合考虑的结果。因此，加强对返乡创业影响农村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研究，对于中国加快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具有积极作用。
五、总结与展望
(一) 总结
进城与返乡同时存在，是中国特色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重要特征。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到达40 岁左右这一“在城市定居还是返乡”的重要年龄节点［43］，这批进城前未参与过农业生产、缺少农村生活经验，主观上反感农村生活方式、客观上又难以在城市长期立足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何去何从的问题，将成为中国政府未来5 ～10 年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农民工返乡创业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第一，返乡创业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和“返乡务农”之间提供了第三条道路，可以最大化地发挥他们在城市务工时获得的技术、经验、资本等优势，同时规避他们缺少农业生产经验的缺点。第二，返乡创业为农村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造了契机，使那些无意创业的返乡者也能找到发挥他们非农技能的工作岗位。第三，返乡创业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了在农村生活的客观条件，使他们不用再远离亲人、忍受城市中的白眼，有利于提高中国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鉴于返乡创业问题如此重要，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具体研究内容上包括返乡创业的内涵与外延、动力机制、决定因素、绩效成果、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等，具体研究主题框架如图1 所示。
图1 返乡创业研究主题框架
(二) 展望
上述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使政府和学界对中国的返乡创业现象有了基本的认识，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未来返乡创业相关研究和建设应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1.分析返乡创业需求侧的特点
当前对返乡创业供给侧的关注较多，对需求侧的研究还不够。从全国层面看，当前返乡创业的体量依然比较小，2020 年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数虽然已累计超过1 010 万，但与3 亿左右的进城农民工相比，仅仅是其1/30，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和学界关注的主要是如何提高返乡创业体量的问题。然而，农村地区到底需要多少创业? 结构如何? 返乡创业如何与城乡融合发展统筹衔接? 这些问题关系到返乡者的创业能否成功，以及能否带动农村地区发展。因此，研究返乡创业的需求问题，搞清楚如何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大前提下，引导返乡农民工更科学、更合理地创业，以契合农村区域发展对创业的需求，从而提高返乡创业的绩效和成功率，是未来返乡创业研究的一个重点。
2.讨论如何优化实现高效返乡创业的政策环境
返乡创业的一大特点在于创业地点是“乡”，而这个“乡”是唯一的，是与生俱来的，是无法改变的。“乡”不仅代表一个地点，更代表着返乡者的社会关系所在和乡土情怀所系。如果家乡创业环境不佳，返乡者往往只能放弃创业，而不像一般性创业者那样可以另寻他处，因为返乡者在家乡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对家乡的感情是不能随意流动的。因此，创造一个好的创业环境对于促进返乡创业行为和提升创业绩效至关重要。此外，由于返乡创业者人力资本普遍不高、资金规模较小，农村地区创业也容易受到交通、基础设施、信息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因此他们在创业初期格外需要得到有效的政策支持。然而，现有研究对返乡创业环境的关注还比较少，仅有的相关研究也还不够深入，大多是以“政策是否支持”“支持政策数量”等较为粗糙的指标来展开分析，使得相关结论的政策指导意义有限。笔者认为，返乡创业支持政策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构建，不同政策环境对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是下一步有待研究的重点。
3.探讨返乡创业对社会非经济层面的影响
现有研究对返乡创业本身的关注较多，对返乡创业如何影响区域发展，尤其是非经济层面发展的分析还不够。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和一些高素质人才(如大学生、退伍军人、企业主等) 返乡创业的主要动力并不来自经济层面，而是为了承担家庭责任、追求更自由的生活方式、实现对家乡的反馈等［45］。可见，返乡创业必然会给农村地区带来远超经济层面的变化，如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等。下一步的研究应重点搞清楚返乡创业对农村地区经济和非经济层面发展影响的后果和机制，为农村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可能出现的变化提前做好部署。
4.加强返乡创业研究数据库的建设
当前返乡创业研究的很多不足，实际上是缺少数据导致的。当前返乡创业相关实证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CLDS、RUMIC、CHIP 等大型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关注的问题比较宽泛，对于返乡创业这种主体少但专业性强的活动涉及深度不够，导致研究者缺乏足够细致的指标开展分析。这一状况随着返乡创业逐渐受到我国政府的重视而有所改观。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和北京工商大学于2019 年开展了涉及全国29 个省份的返乡创业企业调查，样本达到2139 份，但这套数据还存在抽样不够随机的问题。农业农村部固定观察点办公室于2020 年开始了每季度一次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调查，遗憾的是这套数据只聚焦到村级层面，没有深入到农户层面。总体来看，当前研究返乡创业依然面临数据方面较大的制约，未来应进一步强化返乡创业专业化数据库建设，为相关研究夯实数据基础。
注 释:
①参见报道《农业农村部:780 万人返乡下乡创业创新农民工占7 成》，https: //www.sohu.com/a/288020561_116897。
②需要注意的是，归国创业的主体还有一部分是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或受过高等教育后还在国外工作过一段时间的高技术人才，这部分群体的特征与农民工差别很大，对他们返乡创业行为的研究成果对于理解中国农民工的返乡创业现象帮助有限。
③二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城乡关系。归国创业者可将东道国(host country) 先进技术带回母国(home country)，在母国发展产业对东道国形成竞争;但一国之内的城市与农村为协同发展关系，城乡产业互补性多过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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