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与劳动力技能升级 ——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之后，中国积极融入全球经济，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然而，对外开放在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福利提升的同时，也对内部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差异化的动态冲击，不仅导致国内劳动者群体收入两极分化，也使我国面临全球价值链融入过程“低端锁定”以及劳动力技能提升慢的困境。尤其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全球开放环境的一系列冲击给国内劳动力带来了就业和收入压力，国际贸易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空前提高，劳动力技能升级问题更加突出。党的二十大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并“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高质量贸易开放优化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解决劳动力技能升级面临的困难，成为学术界亟须研究的重要主题。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最关键的要素之一，对外开放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劳动力技能提升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三类。一是劳动力市场特征及其变化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劳动力要素配置过程中存在的收入差距、技能差距等现象，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1-2］、收入不平等［3］、户籍歧视［4］以及劳动力市场扭曲［5］等。比如，陈纯槿、李实［6］指出，市场化改革与户籍制度壁垒是造成中国城镇劳动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重要原因;马草原等［7］基于企业微观劳动力配置机制视角考察发现，国有部门委托人约束不足与劳动人事制度会导致本部门劳动力流动性下降，从而造成劳动要素配置扭曲。二是关注劳动力技能升级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由于劳动力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劳动力技能升级历来受到诸多关注。相关文献主要从经济环境对劳动力技能升级产生影响的角度进行探讨，围绕产业发展转型的引致作用［8］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9］以及其他相关环境政策的改变等展开，其中，实施对外开放和开展国际贸易被认为是诱发国内劳动力技能升级的重要宏观环境因素［10］。三是从贸易开放视角讨论劳动力市场所受影响的文献。相关文献主要围绕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就业、人力资本投资、收入差距等的影响［11-12］展开讨论，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对外贸易影响中国城乡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13］、贸易自由化对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冲击［14］以及贸易开放对工资收入的影响［15］等。直接研究贸易开放影响劳动力技能升级的成果主要聚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进出口自由化与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关系等［16］。在开放经济框架下，贸易开放被认为是影响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技能结构以及劳动力市场配置的重要因素。

综合来看，上述文献主要从国内经济发展、政策变化等角度，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围绕改善劳动力市场结构、积累人力资本进行了讨论，基于贸易开放视角展开的分析并不充分。特别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深度对外开放、新型城镇化以及人口结构转型等因素多重交织下，城市竞争面临人才和劳动力供给需求由“量变”向“质变”转型的新态势。在开放发展的宏观环境下，城市贸易开放如何吸引更多高质量劳动力流入、提升地区劳动力技能水平亟待更深层次的分析和讨论。因此，本文采用2018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 的微观样本和18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匹配数据，考察贸易开放如何影响地方劳动力技能提升，为贸易开放的技能溢出效应提供城市层面的新证据。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主要的创新和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在全面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背景下，考虑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探究城市贸易开放以及产业集聚机制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丰富了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及变化的相关文献;(2) 不同于已有文献使用地区、行业或者家庭调查数据，本文以更能够反映城市劳动力市场特征的流动劳动力为样本，采用最新的2018 年CMDS 微观数据，在构建劳动力技能升级指标基础上与城市贸易数据匹配后进行检验，提供了我国大规模劳动力流动背景下城市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证据。此外，本文也为理解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的人力资本竞争和“人口红利”再创造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为中国如何通过更高水平的城市贸易开放实现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贸易开放是国内外市场资源交换配置、劳动力要素大规模流动的过程，劳动力技能升级问题成为当今贸易开放不断深化进程中人们关注的主题。贸易开放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17］，对劳动力流动所形成的地区劳动力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对劳动力技能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一) 贸易开放与劳动力技能升级

加入WTO 以来，我国整体关税削减带来了进出口规模的巨大增加，对外贸易市场扩张进一步促进流动劳动力流向城市，并伴随着进出口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动，逐渐产生了影响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的一系列效应。从进口角度看，随着贸易开放度的不断提升，进口规模日益递增，高技术产品大规模流入国内市场，加剧了国内产品市场竞争，迫使国内企业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寻找出路，进而加大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整体上带来了劳动力技能升级［18-19］。从出口角度看，当贸易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低技术产品不再具备竞争优势从而被淘汰出市场，企业为巩固国际市场地位，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或自发进行技术革新。随着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低技能劳动者由于知识、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在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等方面的地位将进一步下降，与高技能劳动者的报酬差距将进一步拉大［20］; 同时，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导致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被迫退出工作岗位，就业结构发生变化，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增加。另外，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出口竞争，企业面临技术革新的压力，对劳动力的技能素质要求提高，使得劳动力不得不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21］，否则将面临失业危机。相关研究发现，贸易开放显著增加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但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出口增长对年轻人口、低学历人口、农村人口和女性的就业推动作用更显著［22］。贸易开放在提升高技能劳动力获得良好工作概率的同时，也为低技能劳动力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23］，鼓励并吸引大批农村劳动力向开放度较高的城市迁移。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但也加剧了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竞争。低技能劳动力不得不积累更多经验并提升自身能力，不断向高技能劳动力看齐，从而间接提高了劳动力要素的整体质量［24］。综合贸易竞争效应发现，随着贸易开放的深入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会发生巨大变化，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低技能劳动力若不提高个人素质和能力则面临被淘汰出市场的危机。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的贸易开放所伴随的进出口竞争效应更集中地体现为对跨地区流动劳动力的吸引和筛选，更高的贸易开放度会加剧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调整，吸引更多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并提升地区劳动力的整体技能水平。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贸易开放能够促进劳动力技能升级。

(二) 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技能升级

随着城市发展及其经济开放发展重要性的日益展现，贸易开放还通过促进产业集聚进一步影响进入城市的流动劳动力技能提升过程。中国加入WTO 后，城市经济活力迅速提高，但各个城市贸易开放度有所差别，尤其沿海城市贸易开放度要远远高于内陆城市，经济活动不断重新布局，大批企业聚集到开放度高的城市，产业和人口集聚趋势日益明显，形成了大规模流动劳动力涌向城市的现象。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马歇尔将产业集聚“外部效应”的基本来源概括为三个方面: 劳动力蓄水池效应、中间投入共享和研发溢出［25］。劳动力蓄水池效应自然衍生了人口集聚对人力资本的贡献，当聚集的劳动力和企业具有充分异质性时，二者数量越多，则互相匹配的可能性和匹配程度就越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随之上升，由此，工作熟练度的提高与经验积累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中间投入共享通过降低成本使企业获取高额利润［26］，用于企业增加就业岗位和培训技能型劳动力，而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有利于促进劳动力技能升级。研发溢出是指不同主体之间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进行信息交流并取得智力成果，集聚企业劳动力之间的交流互动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知识技术共享，从而提高其技能。产业集聚不仅加快促进了劳动力向开放度较高的城市流动，而且有利于激发生产要素活力，劳动力能够在此过程中形成“干中学”效应，从经验中获取知识乃至创新，达到劳动力技能升级的效果。已有文献证明了贸易开放对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而贸易开放为技术与创新能力低的国家提供了更多接触世界前沿技术的机会，通过模仿、吸收和学习国际先进知识和技术，中国劳动力整体水平快速提升。同时，人力资本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生产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27］，增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使企业获得更丰富的技术知识，形成更加有效的管理，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这种良性循环有利于劳动力技能升级。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贸易开放通过产业集聚促进劳动力技能升级。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微观调查数据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组织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项目。2009 年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每年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开展连续断面监测调查，该项调查覆盖了中国31 个省份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 to size) 抽样方法，以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 户口且年龄在15 周岁以上的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本文使用2018 年的调查数据，共16.9 万个家庭户样本，样本覆盖了31 个省份，内容包含流动劳动力的家庭成员基本信息、收支情况、就业情况、流动及居留意愿、社会融合等方面的信息。本文城市层面数据来自2019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经过数据清洗匹配，在删除关键信息缺失的样本后，本文最终获得了132 889 个有效样本，分布在186 个城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CMDS 项目采用前述的抽样方法，能够按照省份调查分层比例和各层内自加权样本进行全国指标的计算，进而得到各城市流动劳动力的总体数据。在衡量城市劳动力技能升级等变量时，本文将个体微观样本根据所在地区编码加总到城市层面，测算整个城市的指标。

(二) 变量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劳动力技能升级(Skillprop)。劳动力技能升级意味着在生产或工作中使用的劳动力技能水平上升，既表现为个体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升［28］，同时也表现为整个劳动力市场中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提高［29］。参考已有劳动力市场相关研究［30］的做法，本文主要围绕地区层面的劳动力技能进行分析，以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即高技能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来衡量劳动力技能升级(Shillprop)。其中，以受教育程度来划分劳动力是否为高技能劳动力。沿用通常方法，将大学(含大专) 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视为高技能劳动力，其余为普通劳动力，分别考察贸易开放对两类劳动力群体技能升级的影响。高技能劳动力和普通劳动力(单位: 万人) 分别用HighSkill 和LowSkill 表示，因此有Skillprop =HighSkill/(HighSkill+LowSkill)。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贸易开放(Openness)。借鉴王立勇、胡睿［15］的做法，以外贸依存度来衡量贸易开放，采用城市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测算。

如前文所述，本文的中介变量为产业集聚(Agg)。借鉴张文武等［31］的做法，选取区位熵作为衡量产业集聚水平的指标，具体算法如下。

其中，下标c 表示城市，j 表示产业;X 表示就业人数。

遵循已有研究的做法，本文还控制了城市层面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变量: (1) 经济发展水平(Lngdp)，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值来衡量;(2) 城市规模(Lnpop)，采用市辖区常住人口的对数值来衡量; (3) 信息化水平(Lninform)，采用城市移动电话户数与互联网接入户数之和的对数值来衡量;(4) 市场化水平(Market)，采用地市级城市市场化指数来衡量; (5) 工业企业数量(Lnenterp)，采用年末工业企业数量的对数值来衡量;(6)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Lnwage)，采用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对数值来衡量。

(三) 模型构建

借鉴李坤望等［13］和王立勇、胡睿［15］的做法，本文构建如下实证模型以考察贸易开放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

其中，CITY 表示前述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ε表示随机扰动项。

在机制上本文主要考察贸易开放是否通过产业集聚促进了劳动力技能升级。为了识别该效应，本文沿用已有研究［32］的做法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在式(2) 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σ 和μ 表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 展示了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本文使用的样本范围内，从各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看，大学(含大专) 及以上学历劳动力占比的均值为0.185，说明劳动力整体层次并不高，城市间的差距也较为明显。表1 中，各城市的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以及城市规模等均呈现较大差异，为本文展开实证模型回归分析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

(二) 贸易开放影响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2 报告了贸易开放影响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 的被解释变量为劳动力技能升级，列(2)、列(3) 分别将高技能劳动力、普通劳动力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列(1) 的结果显示，贸易开放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即城市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市场中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有利于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H1 得到验证。具体来看，贸易开放每提高1 个百分点，劳动力市场中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增加约0.02 个百分点。随着城市贸易开放的不断深化，进出口规模日益增加，一方面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由于进口加剧了国内市场竞争，企业被迫进行创新，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随着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普通劳动力无法匹配技术性工作岗位，贸易开放的深入发展必定挤出一部分普通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将逐渐增加，这是贸易开放导致劳动力技能升级的重要原因。列(2)、列(3) 的结果显示，贸易开放每提高1 个百分点，高技能劳动力技能升级增加约0.09 个百分点，普通劳动力技能升级增加约0.06 个百分点，说明尽管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劳动力和普通劳动力的技能升级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促进劳动力提升自身素质与能力，但对高技能劳动力技能提升的促进作用尤其明显。城市贸易开放的大环境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多元化流动，高技能劳动力在此过程中比普通劳动力拥有更多的技术匹配机会，能够匹配到更多技术岗位。

(三) 机制检验

贸易开放是产业集聚的催化剂，产业集聚意味着某种特定产业及其相关支撑产业或者属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理集中，有利于加强企业间信息交流与合作，产生技术和知识外溢，从而提升劳动力技能。集聚效应在贸易开放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从而间接作用于劳动力技能升级。本文将产业集聚作为中介变量纳入回归模型进行机制检验，表3 报告了检验结果。由列(1) 可知，贸易开放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即贸易开放对产业集聚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贸易开放每增加1 个百分点，产业集聚增加约0.19 个百分点。城市贸易开放使得某些企业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从而吸引国内相关产业纷纷聚集，以革新技术、降低成本、获得高额利润，有效地提升了产业集聚水平。列(2) 的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和产业集聚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加入中介变量后，贸易开放的回归系数符号没有改变，贸易开放促进劳动力技能提升具有稳健性，且产业集聚对劳动力技能提升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原因在于，产业集聚能够产生正外部效应，通过技术知识外溢以及“干中学”效应促进劳动力提升自身技能水平。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的确存在，验证了H2，即贸易开放有利于提高产业集聚水平，进而促进劳动力技能升级。

(四)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虽然本文已经控制了其他影响贸易开放和劳动力技能升级之间关系的重要变量，但还可能由于某些重要解释变量遗漏或者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产生内生性问题。在计量模型的估计中，内生性问题会导致检验结果出现有偏或不一致的情况，需要进行相应的处理。控制内生性问题的一个通常做法是寻找一个与贸易开放相关但独立于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工具变量，并进行相关估计。在工具变量的选取上，借鉴王立勇、胡睿［15］的做法，结合研究需要，本文选取城市到港口最小距离的对数值(LnDistance) 作为工具变量，以各城市到上海港港口最小距离(根据中国标准地图通过ArcGIS 获取数据并测算) 加1 后的对数值来度量。为了验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本文借鉴张文武、余泳泽［33］的做法进行回归分析。表4 报告了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其中，列(1) 给出了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工具变量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且Kleibergen-Paap-F 统计量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列(2) 为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贸易开放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即从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看，贸易开放仍然表现为对劳动力技能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不仅内生性问题得到了处理，而且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也是稳健、可靠的。

为了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如下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解释变量。考虑到研究的严谨性，本文选取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FDI，单位为十亿美元) 来衡量贸易开放。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指我国与外国投资者签订合同后实际到位的外资金额，只有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才能真正体现我国的外资利用水平与贸易往来密切度。外资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合理引进外资是我国发展贸易经济的关键工作。以加入WTO 为标志，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国际经济合作的崭新阶段，利用外资也迈上了新台阶。进出口贸易对实际使用外资均具有显著影响，实际使用外资与贸易开放息息相关，因此选取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衡量贸易开放具有理论和现实依据。表5 中，列(1)为更换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FDI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说明贸易开放会正向影响劳动力技能升级，即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劳动力技能升级。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2) 变换估计方法。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为使用OLS 模型估计方法获得，考虑到数据类型的限制与研究的严谨性，这里使用Tobit 模型估计方法再次进行检验。Tobit 模型也称为样本选择模型、受限因变量模型，是因变量满足某种约束条件下取值的模型。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取值范围为0 ～1，属于截断数据，采用OLS 模型进行估计可能出现有偏和不一致的结果，因此采用因变量受限的Tobit 模型重新进行估计，结果见表5 列(2)。由结果可知，控制城市特征变量后，贸易开放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贸易开放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贸易开放确实可以促进劳动力技能升级。变换估计方法后得到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再次验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 调整样本范围。为了进一步排除样本选择可能带来的结果偏误，本文将全样本进行范围调整，随机剔除10%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表5列(3) 报告了样本调整后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贸易开放仍然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并且表现出与劳动力技能升级之间的正向关系，说明在控制城市特征变量的前提下，贸易开放对劳动力技能升级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调整样本范围后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五) 异质性分析

1.地区异质性分析

中国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东部地区发展强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强于西部地区，在贸易开放方面也是如此。因此，为了区分东中西部地区贸易开放对劳动力技能升级影响的差异性，本文分别定义了不同地区虚拟变量:东部地区(East)、中部地区(Central) 和西部地区(West)。并将其与贸易开放变量交乘，旨在考察不同地区贸易开放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表6 报告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列(1) ～列(3) 的结果显示，各个地区虚拟变量与贸易开放交乘项均显著且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东中西部地区贸易开放均能显著促进劳动力技能升级，但总体比较发现，中部地区回归系数较东部和西部地区更大，即城市贸易开放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经济增长空间小于中部地区，且其迅速发展也导致了物价过高，例如东部地区房价过高，大量劳动力年纪轻轻就被迫成为“房奴”，生活压力的增加抑制了劳动力迁入东部地区的意愿，而宁愿选择发展较好、压力较小、稳定性较高的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地理条件的限制，发展状况劣于中部地区，尽管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但作用明显小于中部地区。

2.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

中国城市众多，发展规模千差万别，导致贸易开放与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关系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文将样本中所有城市按照全市年末户籍人口分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构建对应的城市规模虚拟变量Large、Medium 和Small，并分别与贸易开放变量构成交乘项后进行回归，旨在揭示不同规模城市的贸易开放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基于研究需要，本文定义500 万及以上人口的为大城市，100 万以下人口的为小城市，其余为中等城市。表7 报告了不同城市规模贸易开放影响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回归结果。列(1) 的结果显示，大城市贸易开放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大城市的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劳动力技能升级。原因在于，大城市贸易开放度最高、发展状况最优，具有薪资高、待遇好、公共设施健全、教育水平高、医疗设施完善等优势，高技能劳动力为了追求更好的就业条件和更高的生活质量，更愿意选择大城市。列(2)、列(3) 的结果显示，中等城市与小城市贸易开放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中小城市的贸易开放并没有促进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我国城市发展不平衡是导致劳动力流动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中小城市贸易开放度较低、经济发展状况不佳，不具备留住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条件，人才流失非常严重。这也是目前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五、进一步研究

为了从更多维度考察城市贸易开放对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采用个体劳动力微观数据，构建以个体劳动力技能水平为被解释变量的实证模型，分析城市贸易开放产生的影响。借鉴王立勇、胡睿［15］的做法，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其中，下标i 表示个体劳动力;Skill 为个体层面的被解释变量，表示个体劳动力技能水平; INDIVID 表示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 η 表示随机扰动项。参考已有劳动力市场相关研究［29］的做法，本文中个体劳动力技能水平(Skill) 以样本个体的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受教育年限由相应的受教育程度折算得到。其中，未上过小学为0，小学为6，初中为9，高中或中专为12，大学专科为15，大学本科为16，研究生为19。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1) 年龄，即个体劳动力的年龄; (2) 性别，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 (3) 婚姻状况，将初婚、再婚归类为已婚并赋值为1，未婚、离婚、丧偶、同居归类为未婚并赋值为0;(4) 户口性质，将非农业、农转居、非农转居的居民户口记为非农业户口并赋值为1，农业户口赋值为0，删除户口为“其他”的样本。经过数据清洗匹配，在删除关键信息缺失的样本后，本文最终获得了132 889 个个体劳动力的有效样本。

表8 报告了贸易开放影响个体劳动力技能水平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 为使用全样本进行的回归，列(2)、列(3) 分别考察了贸易开放对不同年龄个体劳动力技能水平的影响。根据研究需要，本文把样本分为年轻劳动力(16 ～45 岁组) 和年老劳动力(46 ～60 岁组)，并分别构建了对应的劳动力技能水平变量YoungSkill 和OldSkill。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贸易开放每增加1 个百分点，个体劳动力技能水平上升约0.27 个百分点，说明贸易开放度越高，城市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越长，个体劳动力技能水平越高。列(2)、列(3) 的回归结果显示，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年轻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提升，但对年老劳动力无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在于，年轻劳动力具备与时代紧密相连的知识和能力，相较于年老劳动力，更能够应对技术进步和对外开放带来的冲击，更容易从贸易开放中获益。年轻劳动力相较于年老劳动力创新能力更强，发展和提升空间更大，在贸易开放过程中，人力资本的深化作用在年轻劳动力群体中更显著。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研究结论

贸易开放会带来劳动力要素在市场中的再分配，了解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在贸易开放过程中受到的冲击大小，有助于政府制定相应的劳动力政策，以扩大贸易开放带来的福利、缩小不同劳动力技能之间的差距，同时有利于各地通过贸易开放吸引更多高技能劳动力流入、改善本地劳动力市场结构、促进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

首先，本文基于开放经济视角从理论上阐释了贸易开放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促进作用及其内在机制，认为贸易开放通过产业集聚促进了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其次，本文采用2018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 的微观样本和1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匹配数据对理论分析所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对地区劳动力市场具有显著的技能提升效应，具体表现为贸易开放每提高1 个百分点，地区劳动力市场中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提高0.02 个百分点。再次，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产业集聚水平产生了显著提升作用，贸易开放增加1 个百分点，产业集聚增加约0.19 个百分点，贸易开放在有效提升产业集聚水平的同时促进了劳动力技能升级，验证了产业集聚是城市贸易开放促进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的重要机制。最后，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贸易开放的技能溢价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对比不同地区城市的开放红利发现，中部地区城市贸易开放的劳动力技能提升效应最明显，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同时，中小城市的贸易开放对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较弱，500 万及以上人口大城市的贸易开放才更能够显著促进劳动力技能升级。

(二) 政策启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实践表明，参与进出口贸易和对外开放对国内要素配置效率和市场水平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党的二十大重申了中国将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希望在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在此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如何立足高质量贸易开放提高劳动力技能水平、促进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充分重视城市贸易开放对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的促进作用，坚定不移走扩大对外开放的道路，通过高质量贸易开放吸引更多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并带动普通劳动力技能提升，整体上促进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为应对局域性“人口红利”消退提供对策和实践经验。第二，结合城市的规模差异和产业集聚特征，实施适宜性和针对性的开放措施，注重强化创新性强、产业链长的贸易环节，特别是发挥500 万及以上人口大城市的开放优势，通过进一步破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和配置约束，不断增强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提升高技能劳动力流入的规模和速度，改善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促进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第三，我国地区间贸易开放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可能会引发地区间劳动力技能水平的差异分化，进一步导致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在注重贸易开放提升劳动力技能的同时，要充分借助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发挥和放大中部地区城市在贸易开放中的劳动力技能升级效应;借助国内大循环的产业链升级功能，提高我国内陆地区劳动力技能的内在升级动力，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中小规模城市的扶持力度，并依托“一带一路”将贸易开放延伸到中国更广阔的内陆地区，强化劳动力流动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对促进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带动和支撑功能。第四，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增强贸易开放格局与我国城镇体系的匹配性，发挥不同规模城市在贸易开放中的优势，规避短板，通过“优进优出”的高质量贸易开放，吸引更多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增加普通劳动力就业成长和技能培训机会，不断扩大高技能劳动力和人才的规模，并借助开放发展累积城市未来竞争所需的劳动力要素总量储备和质量提升的综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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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开放与劳动力技能升级——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一、问题的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