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动态测度与实践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个奇迹，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持续提升，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纵览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格局，存在内向型还是外向型的不同思路。在摆脱早期初级产品出口的“中心—外围”模式之后，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一些经济体采取进口替代战略，这种内向型的发展战略旨在保护本国产业，避开全球市场竞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则采取出口带动增长的战略，通过出口加工深度融入全球产业体系。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为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思路。即一方面通过持续不断地深化改革，建立国内市场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对外开放，由沿海地区发展加工贸易，到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再到建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形成梯度开发的区域布局。中国不仅发展成世界第一制造大国，而且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重要支撑力量。然而，世界经济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给全球经济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国要在发展格局和战略部署上主动应变。

当前中国经济战略部署的特征集中体现为三个“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发展阶段系统地概括了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增长速度调整、结构转变、动能转化的特征，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任务。新发展理念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自2020年提出以来经历了“三部曲”，其理论内涵不断丰富、扩展、提炼和升华，成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宏伟目标的战略框架和制度保障。

第一部曲可概括为“于变局中开新局”。2020年初，中国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不仅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和蔓延的冲击，产业链、供应链受阻使得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都承受着巨大压力，而且全球经济也面临大面积衰退的风险，经受着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倾向的挑战。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显示出我国以全局性思路应对挑战和变局的新时代特点。可见，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全新的发展框架，它不仅是市场体系、产业体系、管理体系的改革，而且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

第二部曲体现为“发挥优势谋全局”。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国际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因此，新发展格局并不是我们应对意外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一些异乎寻常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一个短期举措，而是关系到我国未来发展的长期性战略谋划。在此期间，国家连续制定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分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准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这三个文件层层递进，提出我国要构建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法律法规、制度保障。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详细阐述了形成强大的、富有活力的统一大市场，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

第三部曲是“统揽大势定胜局”，集中地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新发展格局的论述贯穿始终，从系统地概括总结近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到提出2035年我国总体发展目标，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到阐述总体安全观和新安全格局，始终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一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统揽我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谋划中，重申“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因此，高质量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实现的根本目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我为主”的整体发展方略。不能把新发展格局单纯地理解为扩大国内贸易、国际贸易，也不仅仅包含要素流动、资源配置，实际上，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形成内需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是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密不可分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强调的是夯实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构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科技体系、创新体系的可靠性。国际循环也并不是被动地加入或参与，而是强调形成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打造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中的新优势，在建构新的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我国高质量发展中产生实质性成效。

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的理论创新，也是创造性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新发展格局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长远性，在认识中要把握四个“是”和四个“不是”。具体指：这是主动作为，不是被动应对；是长期战略，不是权宜之计；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国内经济单循环；是建立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大循环，不是每个地方都搞自我小循环，不是说层层要搞省内循环、市内循环、县内循环。本文将系统地研究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建立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动态测度指标体系，系统地评估各省份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作用与地位的变化，探讨面向未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施路径。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

大国经济如何在发展进程中顺应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主动有效地调整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这是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理论问题，中国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促进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拓展。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拓展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理论框架

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发展中国家基于初级要素和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但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都处于低附加价值、低技术水平的产业链中低端，而发达国家基于技术领先优势处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规模连续超越传统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创造了一个绝无仅有的范例。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到18%以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得到巩固提升，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之间的差距逐年缩小。因此，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命题，即透过现代经济增长史的国际比较视角，发展中国家如何适应经济发展阶段要求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努力构建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本文通过比较世界上经济大国、人口大国外贸依存度的变化，分析我国在经济发展现阶段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水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202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相当于第二大贸易国美国当年进出口额的1.23倍，占全球贸易额的13%以上。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贸进出口吗？或者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相较于其他国家处在怎样的水平呢？本文选取2021年人口数量超过1亿人的14个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巴西、孟加拉国、俄罗斯、墨西哥、日本、埃塞俄比亚、菲律宾、埃及)以及2021年全球GDP排名前十的国家(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印度、法国、意大利、加拿大、韩国)进行比较，其中，高收入国家有8个(包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发展中国家有12个(包括中国、墨西哥、孟加拉国、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亚、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俄罗斯、菲律宾)。表1列示的是2012—2021年上述20个国家外贸依存度的年度变化。

通过比较发现，2012—2015年中国外贸依存度总体上呈逐年下降态势，2016年之后在30%～35%区间小幅波动，2021年外贸依存度较2012年下降了11.2个百分点。高收入国家的外贸依存度总体比较平稳(仅韩国出现了先下降后小幅上升的变化)，表明在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后，各国的外贸依存度尽管有差异，但是都处在平稳小幅波动的状态。韩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的外贸依存度均高于中国，英国外贸依存度在2014年以前略低于中国，2014年之后高于中国。日本和美国外贸依存度均低于中国，日本外贸依存度稳定在30%以下浮动，美国外贸依存度则基本稳定在20%左右。美国、中国和日本的经济规模位居全球前三，自2015年后，中美日三国的外贸依存度呈现十分近似的走势，说明我国外贸依存度水平已经接近成熟高收入经济体的波动趋势。发展中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年度间波动比较大，总体趋势是2012—2016年小幅下降，2016—2018年显著上升，2018—2020年再次下降，并且2020年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大幅下挫，2021年又开始回升。201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仅低于墨西哥，高于其他10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到2021年，中国外贸依存度稳定在34.12%的水平，外贸依存度高于中国的国家有菲律宾、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的出口以资源型、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为主。

经过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外贸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在向平稳区间收敛。外贸依存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但是近十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正处在逐年平稳浮动的趋势中，30%～35%的外贸依存度是适合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的。其二，我国现阶段进出口规模保持世界第一，但是中国外贸依存度稳步下降。这一新特点表明世界经济供应链离不开中国制造，但是中国经济运行对外贸的依赖性下降，产业链的稳定性、自主性、安全性上升。其三，我国外贸依存度已经形成与美国、日本等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均较大的高收入国家近似的走势。同时，我国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制造品出口占比、一般贸易比例等指标也出现了与美国、日本近似的走势特征。这表明我国经济体量大，经济结构变化已经到了不再是单纯依靠成本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的阶段，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速远超初级产品出口，而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最为突出的是资本密集型的机电和运输设备等产品。目前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60%，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额比重超过55%，因此，我国正处在由依靠传统比较优势进行加工贸易转向通过竞争优势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关键转型期。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塑造和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将突破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理论中“中心—外围”“南北贸易”等传统模式，推动建构新的经济发展理论框架。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了从对外开放到市场融合的理论创新

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展现了发展中国家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进一步倒逼改革的发展历程，是“并联式”地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实践。1978—2021年，我国GDP由3 679亿元上升至114万亿元，人均GDP由385元上升至81 000元，分别增长300多倍和200多倍，创造了现代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从改革开放史的维度看，我国构建国内大循环、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实践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8—1991年，这个阶段改革的重心是搞活国内经济，建立市场体系。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企业经营承包制改革，从改革农业统购统销体系到实行价格双轨制，建立了商品市场流通体系。逐步放开户籍制度管理规定，使得农村居民可以有条件、有次序地向城市转移，城市的虹吸效应使农村劳动力要素向城市流动和集聚。尽管早期已有研究提出融入国际大循环[1]，但只是一种加入全球分工与贸易体系的单向发展设想，当时我国各类企业的进出口和国际投资额都非常有限。

第二阶段为1992—2000年，这个阶段的重点是推动市场开放与发展加工贸易。深圳等特区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提速，上海浦东新区的建设推动了我国最发达的城市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航运等领域发挥突出作用。这个阶段的外向型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其经营规模和投资能力均明显提高，在国内生产总值、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均显著提升，特别是民营经济在进出口中表现强劲，成为我国“三来一补”、加工贸易的主力军。

第三阶段为2001—2012年，这个阶段的重点是融入全球分工与产业链体系。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基于国际规则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2006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达到历史峰值63.97%，全球市场大门向中国企业打开，大力引进国外投资和国外技术，推动了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非公有制企业迅速成长，中国制造的技术含量、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中国完备齐全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充沛的劳动投入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充分展现出竞争优势。

第四阶段为2013—2019年，这个阶段的改革重点是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强调“做好自己的事”，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着力减轻贫困和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着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推进结构升级和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高有效供给能力，着力消除贸易壁垒和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内大循环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因此，近几年即使面临中美贸易战等逆全球化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保持着强劲的韧性。

第五阶段是2020年以来，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时期。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和现阶段发展特征，深刻把握全球化发展大趋势、大方向而做出的重大科学判断，是我国规划部署“十四五”和未来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我国全面开拓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和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战略选择。

由此可见，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不断深化的。中国从发展商品贸易敲开国际市场的大门、单向性地加入全球分工贸易体系，到强调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面参与治理全球经济体系，走过了一条螺旋上升的历程。我国努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这些实践既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又创造了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经济中推进发展的成功范例，为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了从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理论深化

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以索罗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阐述了外生增长的机制，其中技术进步被视为外生给定的，因而无法解释技术进步和长期经济增长的事实。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被称为“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理论蔚然兴起，该理论最重要的突破是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采用要素收益递增假定，其结果是资本收益率可以不变或增长，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并且增长在长期内可以保持递增。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引入，表明长期经济增长必须关注实体经济发展，通过知识外溢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机制促进内生技术创新，政府经济政策作为“增长的催化剂”要服务于推动内生增长的目标。纵观世界历史，历次工业革命都发端于重大技术突破，并通过技术进步遍历性地改造整个产业体系，通过“创造性破坏”，推动工业化、现代化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自2015年以来，我国政府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持续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建立富有活力、效率和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从根本上夯实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党的二十大提出了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全球正在形成新工业化的大趋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促进结构转型和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推动力，对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关键作用。

一方面，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有实力在全球产业链竞争中发挥更大作用。按照联合国产业分类所包含的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所有门类、全产业链制造能力的国家。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能够自主生产从粮食、服装鞋袜到航空航天，从原料矿产到工业母机的一切工业产品，可以满足民生、军事、基建和科研等一切领域的需要。中国已经在世界产业链、价值链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另一方面，我国创新能力持续提高，具有了争夺下一代新技术制高点的资格。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创新指数位列第17位，2019年和2020年创新指数均列第14位，正式跨入世界科技创新型国家行列。我国在液晶面板、高铁、智能手机、芯片设计与制造、航天工业、卫星导航和无人机产业等领域不仅具有强大生产能力，而且在一些技术领域实现了由跟跑转向并跑和领跑。

本文分析1994—2020年中国与早期发达国家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动关系，从中揭示我国供给侧结构特征和内生增长的动力。由图1可以发现，最近20多年来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始终大大超出早期发达国家。总体上看，早期发达国家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处于较低水平，该比重均小于30%，并随着时间变化而呈现稳定下降趋势。2020年美国、法国、英国、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六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下降到20%左右，德国、奥地利和加拿大等三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都稳定在30%以下。与这些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15年之前长期稳定地处在45%左右，近几年略有下降，但是依然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具有强大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我国的突出竞争优势，不仅能够满足国内市场对于各类生产和消费品的需求，而且能够在国际上具有显著的市场占有率和比较优势。

本文进一步对比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人均GDP与工业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图2展示了1994—2020年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人均GDP与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散点关系及“倒U型”关系。从中可知，当人均GDP开始增加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随之增加，当人均GDP超过一定水平后，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进一步计算出二次曲线拐点处为人均GDP约14 000美元，即当人均GDP超过这个水平之后，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就开始下降。我国2020年人均GDP约为10 400美元，还没有达到拐点的位置。因此，我国现阶段仍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必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更大力度地促进技术创新，推进新型工业化。

近年来，发达国家竞相提出“再工业化”“工业4.0”“互联式工业化”“数字工业化”等战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科技爆发为主要特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兴起。我国必须全方位、深层次地推进实体经济向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化和定制化方向发展，促进资源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和内生创新，力争在新工业化浪潮中抢占先机，推动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以更加强劲的国际竞争力为高质量发展构筑持续稳健的内生动能。

(四)构建新发展格局丰富了从“三驾马车”到“以我为主”的宏观经济理论

在宏观经济学的总需求分析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并称“三驾马车”，但是如何平衡三者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却并不容易。长期以来，我国最终消费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在GDP中的占比逐渐下降。最终消费占比“一五”时期在75%左右，20世纪80年代中期约为65%，随后持续下降，到2007年降到了48.8%；同期资本形成的占比从35%左右上升至42.3%，净出口占比从0.0%左右上升至8.9%。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一定范围的高储蓄、低消费能够促进投资，一定限度的贸易顺差能够增加外汇储备，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和抗风险能力。但是当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净出口拉动，会导致产能过剩、效益下降与结构失衡。党的二十大指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这对于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研究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终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拉动率(见图3～图4)，从中可以厘清我国需求侧结构变化的历程。总体上看，国内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60%左右波动(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例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与经济增长率变化具有同样的趋势，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投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幅度都较大，在绝大多数年份，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都在三大需求中排在最后。研究还发现，国内投资贡献率的变化与净出口贡献率刚好成反向互补，而国内消费需求则对于经济增长发挥了比较稳定的基础性支撑作用。

本文着重考察党的十八大以来，三大需求贡献度的变化。研究发现，2012—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为50%—69%，是拉动我国GDP增长的最大动力。资本形成的贡献率波动很大，最低仅22.6%(2015年)，最高达53.1%(2013年)。净出口贡献率持续较低，最高为12.6%(2019年)，其他7年中有4年贡献率为负值(2013年、2014年、2016年、2018年)，有3年贡献率分别只有2.5%、4.7%和8.4%。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需求侧结构发生了较大波动。202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为-6.8%，到2021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又回升到65.4%。由此可见，近十年，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发挥，国内需求在总需求中的贡献度更为突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也更显著。特别是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主要驱动力。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助力网络购物、移动支付等新业态为特征的新型消费持续壮大，我国能够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加快发展服务消费，稳步推进消费升级，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发挥超大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我国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建立“以我为主”的总需求结构，是对冲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是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性关键性力量，是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和安全性的根本举措。中国的发展实践适应现行全球经济秩序下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能够推动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态测度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工程，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一个庞大的经济系统。中央要求“分其详于下”，有重点、有步骤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本文通过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动态追踪各省份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

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新发展格局的相应指标。从定性分析的角度来看，王跃生等[2]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提高自主创新，转向实体经济以及推动消费高质量发展。黄群慧[3]提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及双循环相互促进，核心是创新驱动、内需导向以及高质量工业化，并提议构建供给与需求协同发展的政策体系。江小涓、孟丽君[4]指出经济内循环应营造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提高内需消费、推进城镇化与企业自主创新，经济外循环应促进引导外资、先进技术、自然要素流向国内并通过对外投资吸收全球资源。李海舰等[5]建议从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发展、社会发展以及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构建“五位一体”的新发展格局。从定量测算的角度来看，原伟鹏、孙慧[6]从国内大循环选取年末常住人口、GDP、内贸依存度三个指标，国际大循环选取外资利用度、外贸开放度以及贸易发展水平来探究国内和国际大循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黄群慧、倪红福[7]和陈全润等[8]基于2000—2014年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将GDP进行国内国际循环的分解。丁晓强、张少军[9]使用各省份投入产出数据计算经济双循环的集中度、依存度、竞争度以及内卷程度指标。黄仁全、李村璞[10]基于OECD发布的2021版世界投入产出表分解GDP的变化，对比分析中国与欧盟、东盟、金砖国家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指标的变化情况。林卫斌等[11]基于非竞争性的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三大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赵文举、张曾莲[12]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中国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的耦合程度。吕鲲、李北伟[13]从经济发展、创新发展、人民生活、可持续性发展选取指标基于支配性原理和耗散结构理论分析双循环经济系统的有序性。郑休休等[14]通过国内大循环选取国内销售与购买以及国际大循环选取出口和进口两类指标建立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分析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相互影响。总体上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相关研究逐渐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测度，而定量分析主要采用投入产出模型，侧重选取贸易角度的指标。现有文献的不足在于，一是选取指标偏少。新发展格局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指标过少难以系统地衡量国内国际双循环演进的状况。二是省级层面相关分析较少。既有对双循环的指标测算主要考虑国家宏观层面，我国地域差异明显，省级层面的相关分析有助于把握新发展格局的演进趋势。

基于此，本文认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此要求打破行业壁垒，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营造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与法治环境，支持民营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推动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均衡发展，促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循环和流通，降低要素市场交易成本；培育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优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实现上下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二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此要求发挥国内大循环的比较优势，通过高水平的国内大循环吸引国际资源，通过与国际市场的贸易往来、投资往来、技术交流和学术科研交流等经济活动来促进国际大循环的畅通，更进一步地推动国内大循环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按照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客观性以及可获得性等原则，从经济运行可靠性、要素市场支撑性、全国统一大市场培育、贸易往来、投资往来、技术交流、国际科研七个方面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总共包含58个细分指标。本文采用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来分析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演变进程和实践路径。具体指标体系见表2。

本文基于初始数据，测算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指数，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为消除指标之间量纲的差异，对58个细分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正向指标与负向指标标准化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和

其中，i表示选取的各项指标，j表示地区，Xij表示第i个指标在第j个地区的数值，Xmax 表示第i个指标的最大值，Xmin 表示第i个指标的最小值。Yij和Y′ij表示第i个指标经过标准化后的数值，取值≥0，并且≤1。初始指标经过标准化后，所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第二，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赋权。本文采用广泛使用的客观赋权法“熵值法”确定指标的权重。首先，m个对象n个指标的初始矩阵为Z=(Yij)m×n，其中m=7×31，n=58；第j个地区在第i个指标的数值占该指标的比重为ρij=

第i个指标的熵值为

其中，k=1/ln m；信息熵为di=1-ei；第i个指标的权重为

其次，根据前文得到的指标权重，采用加权求和的方法对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指标进行测度，公式为

代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指数，其中0≤V≤1。经测算，得到了2013—2019年我国31个省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指数得分与排序，具体见表3。

通过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双循环格局的演变趋势具有如下显著特征。

首先，各省份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表现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2013—2019年在双循环中排名靠前的6个省份始终是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和天津，这些省份都分布在我国东部，是经济发达地区；而排名靠后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地区，比如贵州、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是欠发达地区。我们把各省份人均GDP与双循环各项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商品市场活跃度、互联网普及率、货运密度、客运密度、非农业部门区位商、自筹投资依存度、国内技术交流、环境保护力度、电商交易活跃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国际学术与会人数占比、引进国外技术合同金额占比、发表SCI论文占比、申请国际专利占比等均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密切相关性，并且存在互为因果关系。

其次，各省份在双循环中的作用和排序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除了前六名排序不变外，2019年双循环指标排序第7～10位的省份包括山东、辽宁、福建和湖北。与2013年相比，31个省份中排序没有变的除了前六名的省份，还有安徽、四川和内蒙古。排序提高的有12个省份，其中，分布在东、中、西部的分别有3个、5个和4个省份，排序提高最少1个位次，最多提高8个位次(如广西)。2013—2019年，中西部部分省份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所改进。例如中部地区除了湖北双循环指数得分由0.12上升至0.14，排名由第13位上升到第10位之外，湖南、江西、河南、山西的双循环得分均由0.10以下提高至0.10及以上，西部地区的广西等双循环指数得分和排名也均有改善。然而，新疆、宁夏、青海、甘肃、内蒙古、黑龙江、贵州新发展格局指数得分始终低于0.10，在各省份的排名也处于落后状态。可见，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东部地区明显处于领先状况，中西部地区在双循环新格局中的总体排序处在跟随地位，但进步的空间比较大。

再次，国内国际双循环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本文将国内国际大循环指标分开进行分析发现，不论就国内大循环指数，还是就国际大循环指数而言，排序前六的始终是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和天津，不同年度的排序略有变化，但是这个第一方阵在国内国际循环中的作用始终处在领先地位。此外，研究发现，在国内大循环指标中排序前十的省份还有安徽、福建、山东和重庆；在国际大循环指标中排序前十的省份还有辽宁、海南、山东和湖北。这些数据说明，不同省份可以根据自身发展条件，差异化地培育和发挥在双循环中的优势。

最后，本文通过动态因子分析，筛选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四类。第一类因素是市场整合与营商环境，对应的公共因子反映各地参与全国区际分工、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一体化，以及经济环境、贸易往来、投资往来和引进国外技术交流的状况。具体包括交通与区际分工(货运密度、客运密度、自筹投资依存度等)，各省份经济环境(电商交易活跃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国际贸易、投资与技术交流(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外商投资进出口额占比、国际旅游出游率、人均国际旅游收入、外商投资企业数占比、外商投资额占比、引进国外技术合同金额占比、引进国外技术合同金额占比等)。第二类因素是科研合作与观念开放，对应的公共因子反映地区技术交流、观念开放性、国际科研、版权保护水平。具体包括人均国内旅游收入、非农业部门区位商、国内技术交流、环境保护力度、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学术与会人数占比、国际学术与会论文占比、人均技术市场合同金额、版权合同登记占比、发表SCI论文占比等指标。第三类因素是经济活力与信息融通，对应的公共因子反映各地区商品贸易、信息流动以及原始创新能力。具体包括商品市场活跃度、互联网普及率、申请国际专利占比等指标。第四类因素是公共服务与要素配置，对应的公共因子反映人口等要素的短期与长期流动状况。具体包括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外源融资市场化水平、市场准入放宽程度、土地开发程度和人口净迁入率等。

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

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指标体系，我们看到国内国际大循环是相互促进的，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推进地区经济发展也是互为因果、互为促进的，不同地区在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中的地位不同，其发挥的作用也呈现出不同的演进过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推动全方位、长期性的实践创新，中央要求“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率先探索有利于促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为此，本文基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态指标测度，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与政策建议。

其一，加快整合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建立强大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国内大市场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推动经济内循环，打通要素流动渠道，规范市场秩序，才能有效抵御贸易保护主义。国内市场整合已是大势所趋，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实践路径。一是强化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建立符合现代市场规则和我国国情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社会信用制度等。二是强化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建立全国性的贸易流通网络、信息交互渠道、各类交易平台等。三是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走向深入，建立全国性的要素市场价值评估、信息网络和交易平台，优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能源、碳排放、生态环境等资源的配置。四是提升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立全国性的商品与服务质量体系、标准和计量体系、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等，提高基于规则的执法与市场监管能力建设。总之，全球价值链正朝着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的方向迈进，中国作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要不断完善国内大市场，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活力和动力。

其二，推进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提升国际大循环的质量和水平。未来世界各国深化合作正逐步从商品要素流通型开放转向促进商品要素生产国际协调的制度型开放，从侧重贸易自由化转向建立基于规则标准的全球开放合作制度基础。推动双循环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对外开放，为此，提出以下实践路径。一是更好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作用。RCEP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2022年已经正式生效，我国要加强区域合作，为发展中国家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做出表率。二是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关系协定》(CPTPP)，进一步扩大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实践空间。三是促进自贸试验区建设。截至2022年10月，我国自贸试验区已经进行六次扩容，已形成全国21个自贸试验区的基本格局。建议不断推动自贸区先行先试改革和创新实践成果的推广，打造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和“领头雁”。四是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大对外开放监管制度创新。我国自推出首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来，经过7次压减，条目由最初的190项减少到27项。要进一步规范负面清单管理，通过治理机制的实践创新推动全球制度型开放，做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贡献者。

其三，优化营商环境，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近年来，我国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在世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连续提升。但是，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要进一步推动“放管服”改革，从商事服务程序的改革转向系统性、制度性的变革，为此，提出以下实践路径。一是持续推进立法保障营商环境。贯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精神，鼓励各地根据自身特色和发展需要，制定监管执法规定、法律责任和实施细则。二是从“政府端菜”转向“企业点菜”。营商环境新政要突出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给政商交往提供一张“明白纸”，明确政府和企业哪些应该为、哪些不能为。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建立完善制度化、经常化的政企沟通机制，实现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给企业提供自由创新与发展的市场环境，让企业家安心、专心、放心地从事经营工作。三是从“开门办事”转向“上门解难”。在企业开办和注销、办理建筑许可、政企沟通、政务服务、园区及楼宇服务、涉外、人才服务、法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方面靠前提供便利服务。选聘营商环境义务监督员、观察员、研究员，深入一线了解实情解决问题。四是从“各自改”转向“一体改”。以各大都市圈、城市群为示范区，推动各地通过数字化、智能化途径连通企业信息，在涉企服务上统一标准、精简程序，促进毗邻地区政务服务、公共法律服务、商事纠纷解决、执法联动、司法协作等方面协同行动。

其四，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塑造和增进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新优势。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科技爆发为主要特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兴起。我国要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在新发展格局中锻造竞争新优势，实践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实施机制，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实施技术创新引导工程，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企业，特别是鼓励大型企业或主要行业的龙头企业建立企业技术中心，打造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平台，努力形成一批集研究开发、设计、制造于一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骨干企业。二是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推动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与企业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支持形成一批产学研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根据国家重大需求，填补研究领域空白，建设一批高水平工程中心和国家工程实验室。三是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加强区域科技规划工作，发挥中央财政配置资源的引导作用，统筹区域科技资源，形成合理的区域科技发展布局。东部地区加强高技术的研发和基地建设，大力推动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的提升与跨越，形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中部地区重点提升农业、能源等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西部地区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合理开发优势资源，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形成区域创新和绿色增长极；东北地区加强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开拓新兴产业，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其五，加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研究，建立新发展格局的动态监测系统。一方面，要强化新发展格局的理论研究与学术创新。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重塑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战略选择，既具有十分突出的中国特色，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引领示范意义。因此，有必要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研究背景，综合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将新发展格局的实践提炼到理论高度，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建立新发展格局的动态监测系统。立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全国各省份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贡献进行综合量化测度，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进行阶段性评估。在实践中，筛选出新发展格局龙头示范省份，通过确定各省份在新发展格局的位置，选择在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枢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的省份设立先行区，先行先试并普及推广实践创新举措，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同时，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要适时调整和更新相关统计指标，确保评价指标科学合理，评价数据真实准确，评价结果客观公正，以改革实效更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释放内需潜力，不断丰富和总结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中国思路与中国实践。

总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的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不仅要求系统科学地认识新发展格局“操其要于上”的思想体系、理论内涵与战略谋划，而且要求全面细致地探讨构建新发展格局“分其详于下”的具体指标、测度方法与实施路径。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推动我国继续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个奇迹，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制度基础、提供战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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