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 Zhou. Thoughts on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J]. Journal of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3,38(1):9-17.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其中第三步的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将十三大确定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目标实现时间从21世纪中叶提前到2035年，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生产和消费方式转型基本完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国家和国民的常态，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第二步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凝练了全党智慧的二十大报告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指明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方向，明确了今后几十年要完成的主要任务[1]。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的动员令。通过学习和领会二十大报告精神，笔者拟就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这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认识，求教于学界同人。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要求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其中，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硬举措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倡导绿色消费；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软举措是完善绿色低碳的政策体系、标准体系、技术体系、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形成绿色社会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先行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做成的事情，也对我国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冲击。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旨在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是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规范人们善待同类的行为。一是自己的发展不能影响他人的发展基础，要保障人类发展的普遍性；二是当代人的发展不能影响后代人的发展基础，要保障人类发展的持续性。本人、他人和后人的发展基础都维护好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处理好了，所以善待同类之为也是善待自然之举。这两个行为规范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意味着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已经成为人们共同的期盼。
人们不仅要有这样的共同期盼，还要有全面履行把满足自己的需求、人类的需求和自然的需求统一起来的责任，有为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尽职尽力的共同行动，不能坐而论道，更不能希望其他人都这么做，把自己作为例外。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的“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2]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我国追求高质量发展目标的自主行动，是把生态文明新理念、国家治理新目标和人民群众新诉求付诸实践的内在要求，是开拓新的增长领域、形成新的竞争实力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内在要求。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需要采取以下几个策略。
物质产品普遍短缺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增加供给，消除短缺。在那个时代，人们为维系温饱而采取耗竭性利用自然的行为，为维系生命而宰杀尚未长大的畜禽乃至吃掉种子粮的行为，都是无奈之举。尽管这些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但并没有切实可行的改进策略。物质产品短缺时代结束以后，必须限制为追求利润或收入最大化而采取的耗竭性利用自然的行为，否则会对自然造成致命性的伤害。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资源型产品的生产几乎到了无所不能的状态。从食物生产体系看，提灌设备和设施的改进使得再深的地下水也能提上来，作物品种耐肥耐药能力的增强使得再多的化学品投入也能适应，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使得再高的农产品价格也能承受。然而这只是变化的一个方面，变化的另一个方面是，过量的提水灌溉导致了地下水位逐渐下降，过量的化肥农药施用导致了乡村水体污染累积量居高不下，过高的产量追求导致了农产品品质变差，进而导致居民对国内农产品质量信任程度的降低。季节性食物常年性供给和食物平均运距拉长引发的食物冷藏量和冷链运输量的显著增加，使得食物存储和运输的碳足迹越来越大①。由此造成食物供给系统利用自然能力趋强和自然支撑食品供给系统能力趋弱的矛盾。这是我国发展方式亟待绿色转型的一个背景。
人们的欲望在消费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例如，少数人忘却了食物消费应以鲜活农产品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方式为主的优良传统，以食不厌精、食不厌繁和吃遍全国吃遍世界的欲望把食物这种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扭曲为奢侈品消费。奢侈性的食物消费会带来食物附加价值的显著增加，同时也会造成食物消费碳足迹的巨大增加，以及营养过量摄入诱发的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和肥胖等病症的人口占比的提高和医疗费用的增加。房不厌奢、房不厌多的欲望更是耗用了巨量的资源和能源。这是我国发展方式亟待绿色转型的另一个背景。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要从处理好人的生理需求与人的心理欲望的关系入手。人的生理需求是有限的且可以优化②，人的心理欲望是无限的，必须加以节制。任凭欲望泛滥，由此导致的过度占有和过度消费会对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没有止境的压力。人的心理欲望控制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有可能协调好。政府没有权力制止各种满足欲望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如生产容积超大的家用冰箱和修建家庭游泳池，但有权力制定法律法规和实施阶梯电价、阶梯水价、阶梯房地产税等政策来约束人的欲望，避免少数人的欲望对自然造成无法修复的毁坏。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我们反省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后做出的主动选择，绝不是因为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我们把绿色发展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是为了进行发展范式与模式的升级，摆脱狭隘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困扰。
绿色发展最初关注的是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自然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后来扩展到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降低生产和消费中的能耗、物耗，以及消除生产消费对自然的损害。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当作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和约束条件，把社会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当作发展的内容和目标，把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消除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有效地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去除生产(消费)中的冗余，即实际产量(消费)和有效产量(消费)之差。
促进绿色生产，倡导绿色消费，实现绿色发展，应本着先易后难、先小后大的原则，选择条件较好的城乡率先建立绿色发展示范区进行试点，再逐步推广，直至建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中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完善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规划标准和技术体系，使社会经济活动实现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先要通过对需求和欲望的辨别，把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冗余尽可能地消除掉；然后在廓清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的基础上优化商品、公共品和善品的供给，为全体国民创建一个富足、舒适且可持续的绿色发展环境③。
(1)商品。绝大多数人的消费都来自他们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商品和服务的极大丰富是人们过上富裕生活的基础。要使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极大丰富，必须把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要求落到实处，使企业家把握商机的才能，优化配置劳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的才能，以及创新技术工艺、组织生产和管理企业的才能，特别是把劳动者聪明才智充分释放出来的才能，都充分发挥出来。
(2)公共品。商品是私有品。一件商品被某个人(或家庭)占有，其他人(或家庭)就无法使用，它的乘数为1。公共品是共享品。过去海上的灯塔可以为所有途经的船舶提供导航服务，现在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以为所有船舶、飞机、汽车乃至行人提供导航服务，它的乘数效应极大。公园(或公路)也是如此。它的乘数等于它的游客(或汽车)容量和公园(或公路)利用率的乘积。其中容量是它可容纳的游客人数(或可通过的汽车数量)，利用率为游客人次和游客平均逗留时间的乘积，再除以游客容量的值(或实际通过的汽车数量和旨在使通过的汽车具有可比性的汽车标准化系数的乘积，再除以汽车容量的值)。公共品供给的极大丰富，可以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和消费者做出合意的消费方案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对于特定的消费预算，消费者可选择的旅游地越多，其对自己做出的旅游方案的合意性越高，得到的主观福祉越大；消费者可选择的旅游地越少，其对自己做出的旅游方案的合意性越低，得到的主观福祉越小。
(3)善品。互帮互助既能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又能陶冶参与者包容、宽容、从容的情操。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引导人们以帮助人的方式修身养性，既是参与者为促进社会公平和建设和谐社会做贡献的途径，也是参与者体现生命价值和充实生命动力的途径。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有意愿且有能力为他人提供帮助的群体会逐渐增大，由此会逐渐营造出一个互相关怀的社会氛围和表达善心、提供善品的社会环境。
一个健全的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体系要从做强商品、做优公共品和做大善品三个维度推进。做强商品旨在把企业的竞争力充分释放出来；做优公共品旨在为生产者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为消费者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做大善品旨在把所有既有意愿又有能力帮助他人的人的社会责任感充分表达出来。
在物质产品普遍短缺的时代，生产的大多是无法共享的私有品，人们由此形成了站在个人、集团、国家乃至当代人立场上思考和评价各种问题的习惯。以致基于人的实际行为凝练出来的经济学理论均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假设，事实上这也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人秉持的认知。从个人视角看，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是理性行为；从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视角看，由此造成自然资源耗竭和生态系统恶化、损害他人乃至后人利益的行为，是需要加以纠正的非理性行为。人们需要竞争，也需要共担共享共赢的合作，客观上需要将社区、社会组织等作为个人的代表，将地方政府、国家乃至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作为协商平台，制定和实施将生产、生活和生态融为一体，兼顾本人与他人、当代人与后代人乃至人与自然关系的战略、规划和行动方案。
先行发达国家推出的现代化模式尚未处理好欲望和需求的关系，存在较大的冗余度。按照地球上的资源、能源储量和它们应用的现代化模式下的人均资源、能源耗用量计算，这些现代化模式只能使少数人实现现代化，根本无法使所有人实现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模式显然不是具有普适性的现代化模式。我们确立的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代化模式，是保障14亿中国人共同富裕，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具有更好的发展条件，且不对地球上其他人的发展施加负面影响的现代化模式。这种人类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的现代化模式，是中国人民“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
2012年党的十八大开始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各国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促进本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深化，资本、技术、信息和人员的跨国流动，使得各国处于相互依存的状态，并形成利益纽带。面对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和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正确的选择是遵循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规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世界。这些年来，我国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给予最不发达国家产品零关税待遇，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贷款等，都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
面对资源枯竭和生态恶化局面，认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人越来越多。倘若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单干独享同样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但它不是唯一选择。单干独享可以发挥个体优势，而协同共享有可能发挥总体优势，协同共享与单干独享相比具有更大的改进空间。现实中已经出现了协同共享的探索，虽然其影响目前还微乎其微，但弥足珍贵。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演化下去，终将形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格局。
人类社会由共有制转向私有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私有制走向私有共有互补共存，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第一阶段的共有是维持人类生存繁衍的被动适应，第二阶段的共有是追求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主动选择。中国迈进追求共同富裕阶段以后，要全面推进具有共享性的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并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进行经济理论创新。
地球这个目前承载了80亿人的天然飞船已经在宇宙中运转了46亿年，并将继续运转下去。凭借人类聪明才智建造的宇宙飞船可运转的时间同地球相比只能用一瞬间来形容。地球是宇宙中量级很小的星球，人造宇宙飞船的量级同地球相比只能用沧海一粟来形容。地球有自转和公转功能，人造宇宙飞船尚不具备这两个功能。地球具有自我演化功能，人造宇宙飞船尚不具备这个功能。地球上的自然生态系统可以完全依赖太阳能实现循环，人造宇宙飞船中的生命体还无法完全依赖太阳能实现循环。
更为重要的是，生物圈循环和水的循环都不需要人类的参与，但人类的生存发展却离不开阳光、空气、土壤、淡水和各种生物资源，所以人类要自觉地把自己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而不能以自然的主宰自居，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去改造自然和取代自然的功能。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多次人类文明的局部消失，作为人类文明载体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却从未中断。人类文明的局部消失实际上是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所以人类必须怀着敬畏之心弄清自然的运行机理，探索出亲近自然和合理利用自然的方式，而不是贸然采取改造自然和替代自然功能的行动。
自然生态系统能够生生不息、波动式演化的关键是它具有三个机制。一是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组成的循环机制。循环是维护生态系统演化的底线。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会有波动，参与循环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及其组成会有变化，但自然生态系统有应对波动、变化和风险，使循环得以维持的适应机制。二是物种相互依存的共生机制。共生是保障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红线。自然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的组成会有变化，但它有抑制强势物种、保护弱势物种，使生物链上的物种共生得以维持的适应机制④。三是物种自身优胜劣汰的进化机制。物种进化是竞争的结果，但其竞争是建立在循环、共生和合作的基础上的。例如候鸟，在年复一年的远途迁徙中既有集种群之力抗御恶劣气候如大风暴的行为⑤，又有孱弱的个体承受不了迁徙旅程的艰辛被淘汰的现象。
自然生态系统的三个机制实际上也是人类保持生生不息、波动式演化的必要条件。所不同的是，自然生态系统的这三个机制是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内生出来的，人类社会的这三个机制是外生的，是人类不断地总结成功的经验，不断地分析挫折的教训，不断地创新，以及不断地纠错的结果。例如，18世纪初的欧洲工业革命导致了生态危机和木材危机，18世纪末德国森林资源蓄积量降到历史最低点。19世纪初德国开展了大规模造林活动，短期内营造的大量针叶纯林扭转了森林持续锐减的局面，但针叶纯林的稳定性差、抗灾能力弱，19世纪80年代的风灾使德国近2/3的人工针叶纯林受到损害，人们由此认识到以近自然方式经营森林的重要性。德国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针叶纯林改造工程，1989年将“近自然”确立为国家林业发展的基本原则。我国是世界上人工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树种单一、结构简单、集中连片的同龄纯林也出现了林地地力衰退、林木病虫害严重等生态问题，因此，我们也要以近自然的方式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我国近些年来开展的生物多样性治理、城市公园绿地建设和自然生态景观利用更要遵循“近自然”的原则，要采用乡土树种和封育为主的自然修复方式，避免片面强调人为干预导致的急于求成的风险，追求异地异国生态景观⑥导致的盲目模仿的风险，以及把最值得保护的生态群落划为旅游资源导致的急功近利的风险。
中国已经迈过了为满足温饱需求不得不牺牲生态效益的短缺经济阶段。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持续优化，使得依赖生物资源谋生的人口越来越少；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持续提高，使得农业和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变得越来越稳定。这些变化使得我国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条件越来越好。我们要利用这些条件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重大工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科学开展国土绿化，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加快推行休养生息制度，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按照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的要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工作，把美丽中国建设全面落到实处。
自然界的物质可以分为资源和能源两大类。一般来说，物级(物质总量)较小的物质能级(单位物质能量)较大，物级较大的物质能级较小。资源中金属的物级较小而能级较大，非金属的物级很大而能级很小；能源中核能的物级较小而能级很大，太阳能的物级很大而能级很小。所以，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物级大的物质的能级，成为现实中用稀缺性低的物质替代稀缺性高的物质的基本策略。根据物质不灭定律，所有资源都是可再生的，资源的再生需要投入能源，即工农业实际上都是利用能源生产产品和价值的产业。所不同的是，农业依赖流量性能源即太阳能进行生产，工业利用存量性能源即薪炭、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进行生产。流量性能源有源源不断的供给来源，存量性能源却用一点就少一点，直至枯竭。所以构建仿自然的社会，就是构建以流量性能源为动力的社会。辐射到地球上的太阳能总量足够大，但能级太低，只能满足农业(植物光合作用和生长发育)的需求。要让它满足工业和服务业的需求，必须借助光电、风电等技术创新提高太阳能的能级，使之能在经济上替代化石能源。人类社会所需的能源进入光电、风电、水电时代后，蕴藏在化石能源里的碳就将继续存储在地壳里，而不再释放到大气中，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就不再提高，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提高引发的气候风险就消除了。基于太阳能利用的清洁能源产业主要分布在地域广袤的乡村，它的发展会拓展乡村绿色发展的空间，成为增强乡村产业振兴的动力。
中国的经济改革采用的是渐进式战略。它的要点是把初始着力点放在做大民营资本增量上，而不是改革国有资本存量上。激进式改革则把初始着力点放在改革国有资本存量上，采取的是跨越鸿沟的策略。转型国家并没有跨越所有鸿沟的能力，对于很宽很深的鸿沟，贸然跨越的结果必然是跌入沟底而不是到达鸿沟另一端。鸿沟再宽再深都可以填平，同冒着跌入沟底的风险跨越鸿沟的策略相比，采取填平鸿沟的策略更为稳妥，所以中国经济改革采取了培育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立刻摧毁计划经济体制的策略⑦。除此之外，转型国家的改革策略几乎一样，都是通过明晰界定产权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保障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能源结构转型也应采取渐进式策略。先把着力点放在做强做大光电、风电等绿色能源上，再把化石能源清洁化做优。根据挪威国际气候研究中心(CICERO)估算，1850—2017年，人类的化石能源消费排放了21 000亿吨二氧化碳，其中绝大部分是20世纪以来的120年里排放的⑧。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人员的一项合作研究[3]表明，全球总生物量由1万年前的2万亿吨减少到现在的1.1万亿吨，目前地球全部生物量相当于5 500亿吨碳储量，同1万年前相比减少了5 000亿吨碳储量。全球总生物量即便恢复到1万年前，增加的5 000亿吨碳储量，仅约为人类化石能源消费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21 000亿吨的1/4；按照2020年全球消费化石能源排放二氧化碳340亿吨计算，5 000亿吨碳储量会被今后15年消费的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所抵消。由此表明，对于解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提高的问题，地表植被恢复具有重要作用，但产生的是扬汤止沸的效应；只有零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才能产生釜底抽薪的效应。
化石能源中的碳原先固化在地壳里，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没有任何关联。通过化石能源开发和利用把它们释放出来，必然会使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高。地表植物吸纳的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然后以枯枝落叶等形式慢慢地把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在全球地表植被吸纳与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达到均衡的情形下，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不会发生变化。所以从长期看，只有用光电、风电、水电等零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才能抑制住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
青海省利用其丰富的光热资源、风力资源、荒漠资源和水力资源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案例表明，这是具有可行性的做法。统计数据表明，到2021年年底，青海省电力装机为4 286万千瓦，其中光电1 677万千瓦、风电953万千瓦、水电1 263万千瓦、火电393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为90.83%。2020年，青海省清洁能源发电量为847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89%。全国各地都像青海那样真正做起来，我们确立的碳达峰目标一定能够按时实现。
地表植被能够提供多种生态服务，固碳是它可提供的服务之一。2019年2月，美国宇航局(NASA)公布的卫星资料显示，2003年以来全球植被总碳储量增加了约40亿吨，其中中国的贡献至少达到了10亿吨。我国还有很多生态系统需要治理，增加生态系统的碳储量还有较大潜力，理应把它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措施之一。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治理应该采用产业融合发展的策略。例如，草原畜牧业和光伏产业融为一体，会比它们各行其是更有效。化肥行业的碳消费量约占全球碳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产业融合发展方式将化肥生产和火力发电、水泥生产融为一体，可能会比单纯的碳封存更有效。
我国的一些案例表明，政府主导可以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政府退出可以使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同市场更好地接轨，政府能不能退出则取决于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对比。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的力量越强，政府退出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则反是。政府和社会两条腿走路会比政府一条腿走路走得更快更稳，要形成社会和政府共同发力的格局，必须提高社会和政府的匹配度。
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就确立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取向，并为进行试点设立了海南省。这项改革因偶然的原因夭折了。这项改革试点为什么一直没有重启，或者说数次政府机构改革为什么都没有达到“小政府、大社会”的预期目标，显然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政府功能和社会功能匹配度的提高，可以把重点放在减少政府功能的存量上，也可以把重点放在做大社会功能的增量上。按照渐进式改革的逻辑，改革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增强社会职能上，通过发展社会组织和强化社会职能逐步提高社会和政府的匹配度，逐步形成强社会和强政府相对称的格局。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最大的公共品。地球是太阳系里唯一有可被称为生物圈的生物生存空间，且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孕育和支持生命的星球。据估计，地球曾有5亿～10亿种生物，现留存植物约40万种、动物110多万种、微生物10多万种。这些在亿万年演化中经历了一次次极端事件仍能幸存下来的物种都是适应能力极强的物种，必须严格保护。地球3/4的表面是水域，占陆地总面积1/2的地方不适合人类居住，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仅占陆地面积的1/2或地球表面积的1/8。这些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尤为珍贵。地球上约97.5%的水为咸水，只有2.5%的水为淡水，且68.7%的淡水以冰帽或冰川等形式存在。如此稀缺的淡水资源一定要好好地保护和利用。人类要保护好这个最大的公共品，必须把保护拓展到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状况是评价生态文明和生态安全状况的主要指标。它们的状况不仅要用保护地的数量、面积和关键物种等指标来评价，还要用保护地外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演化状况来评价。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连通与交流的状态越好，它们面临的各种风险就越小。要形成这样的环境，就必须扩大受保护地域的范围。农地里镶嵌一些树木灌丛洼地，形成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循环通畅的田园生态系统，使农地的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融为一体，而不是单一的生产功能，对于改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连通与交流的条件，具有重要作用。农业农村部已经在山东省齐河县等地开展田间配置植物篱、生物廊道或生态岛屿等试点，以恢复田间生物群落和生态链。这是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向全域的具体行动。城乡居民住区及其周边配置森林、草地和湿地，形成城乡居民住区和森林、草地、湿地相互交织的景观，使城乡的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融为一体，而不是单一的生活功能，可以给城乡居民生活带来更多的愉悦，给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的交流带来更多的机会和便利。所有公路、铁路、河流、湖泊和输水灌溉体系等的两侧或周边配置林草植被，把城市和农村，乃至农区、林区、牧区和渔区连接起来，为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交流提供便利，而不是单纯考虑交通、输水等经济功能。这些都是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向全域的具体行动。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提供的服务是人们可以分享的公共品，对它们的保护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客观上需要形成全民参与的局面。这是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应该全民化的理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积淀，是全民参与自然保护的人文基础。这是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够全民化的理由。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参与和惠益通常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基于现场的自然教育既增强了参与者的保护意识或责任心，也为参与者提供了欣赏自然景观和陶冶情操的机会。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要以民众的爱好和兴趣为切入点，将自然保护寓于民众娱乐之中。例如，观鸟行为给鸟类爱好者带来了极大的欢愉，观鸟者的观鸟记录则为我国鸟类本底数据积累做出了难以替代的贡献。公众参与目前已经成为自然保护的重要力量，但提升空间还很大。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全民化的理由。
构建民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局，需要做好一系列工作。一是做好公众的生态文明教育和生态知识传播，使公众具有保护自然的意识和行动能力。二是做好监测样地固定化、监测内容标准化、监测活动常态化等基础性工作，为全民参与自然保护监测活动创造必要条件。三是鼓励社会组织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的创新和示范，通过自然保护活动为志愿者感受自然气息、表达关爱自然心情和展示才华提供机会。四是建立健全司法保障和公开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信息，为公众举报、监督损害生物多样性的违法行为和社会机构参与公益诉讼提供必要的条件。五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广泛听取社会组织和公众的意见，为他们构筑行使话语权和参与决策的平台。六是协调好自然保护和民众生计的关系。保护优先的生物资源可提供的就业和收入机会显著少于生产优先的生物资源，要使民众的就业和收入水平不受自然保护的影响，必须实施就业升级政策和生态补偿政策。政策设计要以就业促进政策为主、生态补偿政策为辅，使受影响群体能逐步缩小对生态补偿的依赖。生态补偿决非标准越高越好、时间越长越好和群体越大越好，否则就有可能孕育出一个完全依赖生态补偿的社会群体。
完善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制度。绿色转型包括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等的绿色转型，以及体制机制的绿色转型。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关键是从制度上把绿色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按制度要求编制绿色发展战略规划，把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重点落到实处，并从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制度安排、政策措施等方面提供保障。
完善绿色技术研发制度。应实行只补研发不补推广的绿色技术研发制度，促进绿色技术研发人员(团队)以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研发出无须补贴就能推广的绿色技术，形成绿色技术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局面。不宜以低碳环保为理由采取补贴的方式推广绿色能源，否则绿色能源创新就不可能追求和达到极致。
完善生态保护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资源的再生和不可再生已经发生了变化。原以为不可再生的资源随着技术进步都再生出来了，如再生铁、再生铝和再生纸、再生木等，原以为可再生的资源却因资源利用的成本收益不对称导致的过度利用和无序利用被灭绝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由此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国的自然保护从尚未认知的物种保护、典型生态系统保护跃迁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完全合乎时代的潮流[4]。生态保护制度主要对标两类工作。一是保护以国家公园为主体、各级自然保护区和民间自然保护小区相结合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二是建立综合补偿与分类补偿相结合，垂直补偿、横向补偿和市场交易三位一体的跨区域、跨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并从制度上将按保护面积补偿调整为按保护贡献补偿。
完善绿色消费制度。一是通过推行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和绿色产品的标识制度和服务制度，拉动绿色需求。二是通过实施生态教育制度，形成使用节能产品、再利用产品，自觉抵制各种将必需品消费异化为奢侈性消费的行为。
完善经济核算制度。森林、草原、湿地既是生产木质与非木质产品、畜产品和水产品的载体，又是提供各种生态服务的载体。按照现有的经济核算制度，物质产品的价值可以在市场上结清，生态服务的价值难以在市场上结清，这是人们在森林、草原、湿地利用上优先考虑物质产品而不是生态服务的主要原因。为了把物质产品和生态服务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必须完善经济核算制度。要按照经济核算方法对实际提供的生态服务进行核算，而不是按理论上它可以提供的最大服务进行核算。正如对一条公路实际提供服务的核算，应根据它承担的实际运输量而不是理论上的最大运输量一样。
注 释：
①中国蔬菜从产地到销地的平均运输距离超过500公里，冷链产品的平均运输距离更长。2019年冷链每单平均运距为1 092公里，2020年平均运距为1 281公里，增加了17%。我国粮食以及蔬菜、水果等鲜活农产品的物流成本分别占总成本的40%和60%。美国的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0%和30%，是我国的1/2。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农产品以直销为主，约79%的农产品从产地经物流配送中心直接运达零售商，批发商销量仅占20%左右，鲜活农产品的直销占比更高。流通环节的减少提高了流通效率，降低了流通成本。
②例如，人们对其从A地到B地愿意花费的时间是有要求的，若这个时间由飞机的飞行时间和居住点到机场、机场到目的地汽车的车行时间组成，究竟以提高飞行速度缩短时间还是以提高两段道路的通畅性缩短时间来满足人们的时间要求，就是一个可以优化的问题。飞机飞行速度的提高要以碳足迹的增加为代价，道路通畅性的提高则有减少碳足迹的效应。尽管飞机飞行速度的提高是航空公司的选项，市区与机场之间道路通畅性的改善是政府的选项，但是从社会最优的角度看，道路通畅性的提高可以使所有坐飞机的旅客受益，它的乘数效应很大，而飞机飞行速度的提高只有乘坐飞行速度快的航班的旅客可以受益，它的乘数为1，所以提高市区与机场之间道路的通畅性应该成为缩短旅客花费时间的优先选项。
③物质产品和服务可以分为商品、贡品和善品三大类。一个完全实行等价交换、只有商品的社会是人情淡漠的冷色社会。一个恐惧权力、追逐权力，处处充斥贡品的社会肯定是不健康的黑色社会。一个既遵守等价交换原则又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即商品极大丰富且处处有善品的社会是温情脉脉的社会，用绿色来描述这样一个公正互助、和谐共生的社会，显然是最通俗易通的。
④例如，草地遭遇过牧后，会以饲草占比不断下降和非饲草占比不断上升的演化方式阻止过牧行为；草地上的过牧行为停止后，草地又会以饲草占比不断提高和非饲草占比不断下降的演化方式恢复原有植被结构和生态景观。
⑤洞庭湖冬天来寒流时风雨极大，鹭鸟为了保住体温和保持平衡，避免羽毛被风掀起，会迎风而立且紧紧地排成列，以保证每一个成员不被风吹翻、吹跑。由此在洞庭湖草滩上形成的一条条平行的白线，就是候鸟共同抵御寒流的“集体主义”行为的印证。
⑥在旅游半径极小的欠发达阶段，居民乐意在公园绿地里欣赏仿造的他地和他国景观。进入旅游半径很大的发达阶段后，居民有能力去他地和他国欣赏景观，不再满足于欣赏公园绿地里的仿造景观。公园绿地的景观设计必须与时俱进，不宜继续模仿欠发达阶段曾获得成功的做法。
⑦当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激进式改革前期的震荡成本很大，后期的摩擦成本很小，加在一起的总成本并不大；而渐进式改革前期的震荡成本较小，后期的摩擦成本很大，加在一起的总成本会很大。从转型的全过程看，激进式战略的改革总成本并不比渐进式战略的改革总成本大，所以在改革策略上选择长痛不如短痛。
⑧数据来源：挪威国际气候研究中心(CICERO)网站(https:∥cicero.oslo.no/en/articles/the-carbon-budget-for-dummies)。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01)。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3]ELHACHAM E,BEN-URI L,GROZOVSKI J, et al. Global human-made mass exceeds all living biomass[J]. Nature, 2020, 588(7838):442-444.
[4]李周.论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J].企业经济,2016(4): 5-10.
LI Zhou. Thoughts on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J]. Journal of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3,38(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