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与稳增长协同推进的机制设计与实现路径

碳中和与稳增长关系的本质是环境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密切，经济稳定增长会带来能源需求大幅增长。在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资源禀赋和能源消费结构下，如何处理好碳中和与稳增长的关系，达到二者的有效协同至关重要。党的二十大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二十大报告从战略高度将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为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提供了最新的理论指南和实践遵循。

实现碳中和目标是中国把握内外部发展环境的新目标，是党中央主动谋划、提出并推进的重大事项，也是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决策。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带来了高能耗、高排放等严峻问题。联合国数据显示，1960—2021年，全球GDP在增长70倍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5.6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把“污染防治攻坚战”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2020年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展现出中国气候治理的大国担当，彰显绿色发展决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涉及多个部门、环节和领域[1]，既要考虑当前的产业能源结构现状，也要协同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既要通过内需拉动倒逼绿色发展，也需要广泛参与国际合作；既需要现有生态政策的系统性变革，也需要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改革。

与此同时，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复杂严峻、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国内经济增速承压的叠加冲击下，我国政府将稳增长放在极为突出的位置上[2-4]。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概念，并指出稳增长是步入新常态的关键起点。2018年6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六稳”方针。2020年4月，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环境变化，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六稳”的基础上，提出“六保”任务。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字出现了76次，强调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确保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有别于以往常规的“促增长”、应对危机的“保增长”，此轮“稳增长”要求的是一种更加稳定、内生、自主的增长，是一种在百年变局和国家复兴全局下面临更多重约束、更复杂经济社会局势所需要实现的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和更稳定的增长，需要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新动能培育与统筹协调，所需的政策绝非“大水漫灌”式的大力托举，而是“精准滴灌”式的定向结构调整，其科学内涵、目标要求与政策逻辑是值得深入系统性研究的重大问题[5-7]。

碳中和与稳增长协同推进的理论根源在于环境与增长问题的争论，最早可追溯到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等对环境问题开展的经济学思考，产生了诸如“资源绝对稀缺论”“资源相对稀缺论”“生产力极限论”等重要理论。20世纪以来，学术界争论历经了两个阶段，并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阶段，继承马尔萨斯等思想但重点由“资源约束”转移到“环境质量”，代表性研究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以及基于“遵循成本假说”形成的制约观。Hotelling模型指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存在两难抉择[8]，严苛的降碳挤压会提升企业环境成本、挤出私人部门投资、抑制生产率[9-10]，从而压抑经济增长空间。第二阶段，重视技术进步对于人类化解环境约束下经济增长限制的重大作用，并基于“规制红利假说”形成了协同观[11]，认为碳中和目标可以撬动低碳技术进步、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型就业机会[12]，从而诱发“创新补偿效应”，促使经济从低水平均衡转变为帕累托改进均衡[13-14]。从这个意义上讲，碳中和是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15-18]。

碳中和与稳增长或成为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稳步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5%的经济增速，绿色发展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鲜明底色。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在现有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下，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依然面临多重挑战。其一，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是在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型等多重目标、多重约束下进行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一方面，发达国家收入水平高且经济增长平稳，能源需求相对稳定，其碳中和压力主要体现为存量能源的低碳替代。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未来的低碳转型除了要替代庞大的化石能源消费存量外，还需要满足由经济增长带来的增量能源需求。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技术优势，但为维持自身优势，往往对关键技术采取封锁策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优势差距较大，对先进技术吸收和转化的能力有限，短期内难以依靠外部技术嫁接及经验学习来实现降碳减排的目标。此外，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广泛分布于低端价值链到高端价值链，传统高能耗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并存，不可能对传统高能耗产业“一刀切”，而通过内生性技术创新驱动传统产业绿色升级又需要一个较长过程[19]。其二，我国经济具有产业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的特点，多年来对高碳产业的路径依赖存在较大惯性。受资源禀赋的限制，我国能源结构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以煤为主，电力需求增长的压力主要由煤电所承受，减少煤炭消费的难度很大。在现有能源结构下，经济增长与化石能源消费关系密切，如果降碳过程推行得过于简单粗暴，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的影响。

碳中和与稳增长之间是相互冲突、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有机整体关系。碳中和构成经济增长动力和长期稳定的基础，而经济稳定增长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前提条件，也是最终目的，离开经济增长无法真正实现碳中和目标。碳中和与稳增长的主要矛盾既源于供给侧，也与需求侧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实现碳中和与稳增长协同推进，必须坚持系统观念，需要通过构建流动机制、供求机制、长效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开放机制“五位一体”的宏观调控机制，形成“供给侧—需求侧—市场—政府”四联并行的合力，协同推进涉及国家政策体系、产业发展体系、企业生产体系和家庭消费体系的多层次系统变革。

二、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的时代意义

党的二十大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实现碳中和与稳增长协同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本质要求，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的内在要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一)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本质要求

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高度契合，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工业革命以来的工业化快速发展使得碳排放总量持续增长，引发了全球气候变暖等复杂的环境问题。碳中和目标成为影响中华民族发展前途的关键约束，在稳步发展中实现降碳减排是我国积极解决环境问题和未来发展危机的重要举措。

一方面，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是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使得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且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进口来源单一，能源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造成了资源能源过快消耗和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且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仍将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在不断巩固，中国外贸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这些都会带来碳排放的持续增长。在此情况下，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转换能源结构，构建以保障安全为前提的现代能源体系，更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需求，提高能源自给率，是资源环境约束下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解决途径[20-21]。

另一方面，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 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但以要素投入增加推动经济发展的粗放式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精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保护中发展，在加强环境治理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协调统一。碳中和与稳增长协同推进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将推动中国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重构社会经济系统。中国的经济生产模式将迎来自上而下的转型升级，构建以清洁能源为基础的内循环市场经济体系，发展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

(二)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奠定了开启新征程的雄厚物质基础。党的二十大系统总结了过去十年所经历的伟大变革，同时明确指出未来发展的方向，强调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我国传统产业占比较高，转方式调结构任务艰巨繁重，产业链供应链处于向中高端迈进的重要关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由创新主体和创新技术支撑产业向新型高端化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一方面，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有利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碳中和与稳增长双目标要求我国更多地采取绿色技术、环境友好型技术来提高经济总量，推进高质量发展。在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形成新能源、新材料等一批新增长引擎，在创新驱动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减少污染物排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通过知识、技术、治理等方式来提高增长效率，全面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这对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有利于突破相关关键技术，并建立相应产业体系和高质量人才队伍。

另一方面，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有利于促进低碳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蓬勃兴起，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速演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已经成为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必然要发挥数字技术的显著优势，通过提升生产过程管理的精准性实现生产效率和节能减排“双提升”，通过智能协同实现各种资源要素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间的融通和共享，进一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创新生态系统。

(三)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的内在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党的二十大强调的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要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一方面，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新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的体现，马克思认为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本质上与自然界是无法分割的。人类的生存延续以及精神活动都无法与自然界剥离，必须以自然界为前提和条件。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相互融合，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统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归宿。我国政府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为目的，统筹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

另一方面，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是坚持人民至上的人本逻辑的必然要求。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日益增长，这为充分发挥“绿水青山”的经济社会效益，实现碳中和与稳增长协同提供了强劲动力和广阔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为我们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实现碳中和与稳增长双目标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内部关系的和谐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举措。

(四)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党的二十大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始终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庄严承诺，中国实现稳增长的发展目标将成为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心针”。

一方面，中国实现碳中和与稳增长双目标协同与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相符合。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在推动节能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多层面、大范围、强力度的气候治理实践，能够为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方案。做好“双碳”工作体现了大国担当，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文明发展“中国道路”，为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合理有效的“中国方案”。

另一方面，碳中和与稳增长协同将稳定世界经济的基本盘，成为世界经济变局中的强有力“压舱石”。当百年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经济、世界经济都面临剧烈变革的复杂时期，中国经济的前进方向将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党的二十大重申，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把高质量发展放在突出位置，为世界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碳中和与稳增长协同推进是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致力于以尽可能小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带来尽可能多的产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将为许多同样在探索发展道路的国家提供宝贵经验。

三、碳中和与稳增长协同推进的机制设计

碳中和、稳增长并非中国宏观经济仅有的两个发展目标，类似的目标还有很多，例如防范系统性风险(防风险)[23]、稳物价、稳就业等等。然而，碳中和、稳增长的协同难度却是众多宏观目标中最大的一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碳中和”的实现并非易事。“碳中和”既关乎不同产业的竞争格局，又决定了发展模式的经济效能；既会引起产品贸易和产业转移，又受制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碳中和与稳增长目标的协同实现既有“短期”的冲突性，也有“中长期”的一致性。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进行科学的规划设计，着力构建流动机制、供求机制、长效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开放机制“五位一体”的宏观调控机制。

(一)建立流动机制，推动减碳与发展平衡

建立绿色创新要素流动机制是平衡减碳与发展的关键。党的二十大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碳要素流动机制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优化生产要素在不同市场主体间的配置，从而能更有效率地产出，促进增长，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1.提高碳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碳市场本质上是金融资本的市场化配置，碳市场覆盖下的企业会权衡减排成本与技术创新收益的大小，而碳市场的流动性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效益的关键。较高的市场流动性可以使企业以更合理的价格在碳市场上出售通过技术创新而获得的多余碳配额，补偿技术创新的成本。因此，在较高流动性的碳市场中，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金融资本流向创造碳资产的企业，鼓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而较低的流动性会抑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

2.创新要素流动性

当前，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要求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形成经济绿色转型的良性循环。要素配置要有利于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在完成减碳的同时实现更好的发展。创新资源要向兼具较高边际产出和较低边际成本的创新主体倾斜。应提高绿色创新主体的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积累，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上利用创新要素进行资源重配，完成创新活动，为经济动力转换提供支撑。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流动能够与原有要素进行深度融合，带来知识溢出效应，降低企业的边际创新成本，缓解区域创新资源短缺约束，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从而形成绿色创新的底层环境。此外，知识技术外溢将促进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流程改造，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无效浪费，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创新要素对于能源资源等要素的替代作用也有助于减少碳排放，提高环境效应。

(二)建立供求机制，促进产业链协同减碳

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要构建全产业链协同减碳的供求机制。党的二十大指出，坚持高质量发展主题，必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24-25]。减碳会影响经济系统的全局变化，不能仅考虑自身减碳，“碳足迹”广泛存在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因此，要通过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关子系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合作，促进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协同发展。

1.培育绿色能源供给侧

能源供给处于产业链的最前端，产品生产过程中碳排放多数源自能源消耗，因此培育和打造绿色现代化能源工业体系是实现碳中和稳增长的核心。以绿色低碳技术革新为内生动力，低碳减排科技为增加绿色能源供给侧提供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电力系统低碳转型、清洁能源供给和循环经济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有效促进了低碳节能的市场发展，有效提供了绿色能源的供给。此外，全产业链上供需双侧协同促进碳减排意味着绿色能源供给侧改革必须以需求适配性为导向，考虑需求侧用能结构的转换节奏和消费模式的调整节奏，应避免出现供需匹配失衡而导致的全产业链降碳效果不佳。

2.拉动低碳消费需求侧

以需求牵引供给，能够倒逼产业链绿色转型。企业生产以满足消费者需求来获取营业收入为目的，低碳消费是企业生产低碳转型的动力。民众对于低碳产品的需求会促使企业调整生产活动，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工艺改进避免生产过程的高碳排放。此外，当消费者群体中广泛建立起低碳消费理念时，低碳产品市场规模的扩大将带来生产的规模效应，摊薄技术升级和生产工艺改进而产生的成本，这一全新的消费领域将变得有利可图，从而吸引更多资源和要素流入低碳领域。在人才、资金和技术集中下，低碳领域的创新将更为活跃，更有可能开发出具有颠覆性产品，开辟出一个新的消费领域，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局面。因此，推广低碳消费理念，从消费侧培育市场变革的动力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

(三)建立长效机制，兼顾短期与长期目标

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要处理好长期与短期的约束关系。党的二十大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健全长效机制。通过科学监测、预测、预警，明确各阶段碳中和碳达峰的目标、时间表和我国经济稳增长发展水平改进的集成预测，对于把控目标实现进程，及时调整发力方向至关重要。

1.科学估算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轨迹

一方面，对碳排放量的估计与分析是保证经济有效稳定增长的前提。为了有效地安排各区域各行业的减碳时间表，量化阶段性任务及目标，需要对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碳排放量进行精准监控和测算。因此，基于历史碳排放数据、行业数据、消费数据等，分别对需求侧和供给侧碳排放量进行监测及预警，有助于构建适用于我国碳排放预测的方法、模型及技术体系，从而对各阶段增长及碳排放量进行精准预测、调控与调整，以实现碳排放与经济稳增长的协同推进。另一方面，对我国经济稳增长发展水平改进集成预测，需要测算中国经济的年均稳定增长率，以实现2035年和2050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在考虑“双碳”目标后，精准预测经济的动态增长变化是处理好碳中和与稳增长，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关键环节。改进经济稳增长发展水平的集成预测方法，有助于更好地预测碳排放约束下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而对各阶段的增长及碳排放进度进行精准预警、调控，实现经济稳增长下的有序碳排放任务。

2.构建碳中和条件下供给与需求增长的动态监测与评价体系

供给侧发展是经济稳增长的主要动力，而经济发展伴随着需求侧碳排放的增加。以碳中和为前提，在供给层面，可以增加节能技术投入，降低产业能耗，提高新兴产业占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建立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在需求层面，应不断强化能源消费的总量与强度“双控”，以需求牵引促进绿色能源体系形成。唯有以技术与产业、金融与资本、平台和企业、制度和政策、家庭与个人、消费结构与能源强度为支撑全面建立低碳产业协同发展体系，才能带动经济的稳定高质量发展。因此，从家庭绿色消费、能源消费总量占比、行业生产总值的“家庭+企业”多视角切入，构建碳中和条件下的供给需求多属性动态监测与评价模型，有助于对长短期供给需求侧经济稳增长效果进行实时动态监控。

(四)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实现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

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党的二十大强调，必须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是一项目标长远的系统工程，发挥政府治理能力是必要前提，在政府的引导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形成减碳与发展共促的激励约束机制。

1.建立政府层面的激励约束机制

一方面，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提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目标一致性。基于中国式分权所特有的管理模式，具有委托—代理关系特点的中国式分权会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存在着信息不对称[26]，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政策发力以“稳增长”为主要方向，而忽略“碳中和”，认为碳中和是一个远期目标。有效的行政激励约束机制有助于促进地方形成合理的政绩观，基于地方特色和发展差异，结合中央碳中和目标时间节点，形成既符合地方发展实际又契合中央减碳节奏的发展计划。另一方面，通过制度体系约束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市场机制与行政干预的协同促进作用。在市场化减排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之前，政府加强对碳排放行为的管控是实现既定碳减排目标的有力手段，有效的政府运作也是碳交易平台迅速建立与运转的强有力保障。

2.建立政府引导下的市场激励约束机制

一方面，企业之间竞争的实质是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竞争。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可使优秀企业的产品转化为良好的经营业绩。在政府财税政策激励绿色产业发展的情况下，使相关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相对于传统产业领域企业的竞争优势，绿色产品得以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同时，竞争机制又减少了政府补贴下企业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即企业以低于市场平均质量水平的产品获得政府补贴。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下，该类企业无法获得长期竞争优势。企业只有提供高质量的绿色产品，才能不断巩固市场地位，形成企业绩效与产品质量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碳市场在碳减排方面将发挥激励约束机制。在碳市场的激励机制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设立可以帮助参与主体按照供需原则解决碳资源的市场分配问题，而参与主体会在这一制度下制定内部减排战略、调整长期投资战略决策。碳市场的约束机制主要体现在控排主体需要在履约周期结束后，足额上缴政府核发的碳排放配额，否则将面临处罚。总量控制原则下的碳配额也须被视作制约理论下对其生产经营活动的限制。长期利益最大化原则下，控排主体应当尽早完成减排任务，以突破经营限制、免遭市场淘汰。

(五)建立开放机制，推动国际与国内低碳循环

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需注重国内与国际的低碳循环关系。党的二十大强调，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贡献。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不仅需要国内建立起绿色低碳内循环的市场体系，也需要加强国际低碳贸易合作与交流，保持对外开放有助于优质绿色创新要素流入，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从而形成国际国内低碳经济良性双循环。

1.国际技术交流有助于引进先进技术

国际技术交流有助于实现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互补，全方位引进国外节能减排、低碳、零碳以及负碳等相关技术。中国巨大的市场能够为企业技术再创新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规模经济空间，企业在充分学习和吸收技术要点的基础上进行逆向开发，面向中国市场需求改进产品生产工艺，满足特定市场需求，有助于强化低碳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

2.对外开放有助于引进优秀人才

人才储备充足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人才的流入还会激发“干中学”效应。首先，优秀人才的进入会产生明显的外部经济效应，即知识外溢，主要体现在管理效应、技术创新和经验共享。具有企业家才能和管理能力的人才进入绿色企业，促使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效能，加速“干中学”效应，降低单位成本的同时提升员工平均劳动生产率，减少碳排放。其次，人是最为活跃的元素，是技术创新的关键，低碳技术人才的聚集可以激发创新活力，实现低碳技术领域的突破。最后，人才的流动促进知识共享。知识技术依附于人的流动而转移，减少了技术成果交流的成本。特别是在数字时代，信息和知识的传播速度极快，优秀人才的知识和经验可以通过互联网迅速而广泛地外溢，促进技术和经验的共享。

3.对外开放有助于引进绿色资本

一方面，资本具有价值发现功能，能够引导资金向具有发展前景的绿色新型企业集中，助力新兴企业做大做强，引领产业绿色转型。对外开放资本的进入为企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为企业引进创新人才、开发绿色低碳技术、改造产品生产流程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资本进入有助于繁荣绿色金融市场。我国绿色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对于国外金融机构在华开展绿色投融资业务已具备一定的吸引力。对外开放有助于提升我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国际化水平，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增强金融供给和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适配性，撬动更多的资金进入绿色领域。

四、碳中和与稳增长协同推进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在稳增长的大前提下，协同推进碳中和战略目标需要形成“供给侧—需求侧—市场—政府”四联并行的合力，涉及国家政策体系、产业发展体系、企业生产体系和家庭消费体系的多层次系统变革(如图1)。

(一)双轮驱动政策体系是实现碳中和与稳增长协同推进的坚强保障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引导要素向绿色低碳发展集聚，形成二者有效协同，是有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

1.做好顶层设计，强化绿色低碳发展的规划引领

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全面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加强规划支撑保障和衔接协调，确保在稳增长的目标下各地区有序推进“双碳”主要目标和重大政策。持续优化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资源布局，构建有利于“双碳”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发挥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势，西部地区地域广阔，沙漠和戈壁地区建设大型风电光伏项目；西南水电优化大型水电开发布局，统筹推进水风光综合开发；中东部地区做好清洁能源利用，把沿海核电、海上风电、分布式新能源作为能源开发的重要发力点，充分利用输电通道，更多消纳西部的清洁电力。

2.完善碳中和与稳增长协同推进的基本制度体系建设

应不断完善投资政策，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严控煤电、钢铁等高碳项目投资，加大对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项目的支持。积极发展绿色金融，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设立减碳货币政策工具，明确市场准入，引导各种类型资本进入绿色金融市场，切实降低融资成本。完善财税价格政策，落实环境保护，构建和完善以环境保护税为主体，多项主体税种协调配合的绿色税制体系，有效发挥财政税收作用。健全法律法规和统计监测体系，研究制定碳中和专项法律，增强相关法律法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快节能标准更新升级，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核算体系，提高统计监测能力[27-28]。

3.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正如党的二十大所强调的，要“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应以立为先，加快我国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展，提高电气化水平，建设以清洁电力为主体的能源系统，加大风电光伏的建设力度。借助数字化与智能化提高能源系统效率，打造智慧电网，通过感知和预测电力系统的实时情况，针对各类波动的出现及时做出反应，解决新能源并网带来的不稳定性。强化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严控化石能源消费，加快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升级，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4.推进市场化机制建设

应加快建设并不断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丰富市场参与主体，逐步扩大市场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提升碳市场的交易活跃度。引进配额有偿分配机制，建立一级市场定价体系，形成对现有碳价的有效补充，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完善碳价调节水平。进一步鼓励开发碳指数等辅助碳定价产品，为市场参与者把握供需及价格变化信息提供权威指标，为金融机构准确进行碳资产价值评估提供参考，为气候投融资创新业务发展提供基础。全面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加快培育发展配售电环节独立市场主体，完善电力等能源品种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推进煤炭、油气等市场化改革，加快完善能源统一市场。

(二)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碳中和与稳增长协同推进的关键路径

通过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提高生产要素投入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做好重点行业减污降碳，培育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完善循环产业链条，推进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能够以提质增效带动节能降耗，降低碳排放。

1.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应进一步突出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作用，推动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依托数字化技术转变生产方式，大力推动柔性制造、生物制造等方式，从而减少原材料浪费。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科学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工制品，发挥农业固碳作用。以节能降碳为导向，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商贸流通、信息服务等绿色转型，提升服务业低碳发展水平，推进产业结构向“绿”转型、提升质量。

2.持续做好重点领域减污降碳工作

应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新增产能，出台煤电、石化、煤化工等产能控制政策，合理控制煤制油气产能规模，提升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能耗准入标准。积极推广应用先进节能技术和智能控制技术，通过采用低碳技术对工艺流程进行绿色化改造，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余热和中间物料回收利用，对产品实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发展再制造产业。倡导奖助绿色低碳设计理念，着力开发装配式建筑、零能耗建筑等新型建筑形式。推动绿色建筑标准实施，实现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

3.大力培育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数字技术加持下，部分产业的生产率正在得到全面提高，而且是以低碳绿色方式实现的，破解了经济增长的鲍莫尔病。因此，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要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战略新兴产业为重要抓手和切入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以数字技术赋能各行各业，加快培育颠覆性、指数级的产业新动能，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引领作用，实现低碳技术创新方面的重大突破。

4.提升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循环化水平

应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合理延伸产业链，促进产业循环连接，推动产业废弃物回收及资源高效利用。提高对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与处理能力。推进既有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循环化改造，在产业间进行横向协作，实现多行业的互补运行，寻求废弃物的合作开发与利用机会。

5.加快推进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应优化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全生命周期能耗和碳排放。具体而言，优化交通运输产业结构，提高铁路、水路在综合运输中的承运比重，合理分工、有效衔接，降低空载率和不合理客货运周转量，持续降低运输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加快发展绿色物流，整合运输资源，提高利用效率。加快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船，推广智能交通，推进铁路电气化改造，推动加氢站建设，促进船舶靠港使用岸电常态化。

(三)企业绿色生产是实现碳中和与稳增长协同推进的新动能

企业需要综合考虑政策要求和自身发展方向，逐步建立低碳生产体系。可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履行社会责任，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

企业要强化绿色低碳发展的主动性与责任意识，抓住碳中和发展机遇，重塑企业理念、战略、管理、工艺流程等，加强能源资源节约，提升绿色创新水平，把握绿色转型的投资机会，将实现低碳经济的目标整合进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合理进行产业布局。支持重点龙头企业攻克“卡脖子”技术与绿色低碳技术，开展企业碳排放核算，建立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机制，不断提高企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2.构建碳资产管理支持体系

企业需要加强能力建设，通过培养或引进碳资产管理人才，制定奖励措施激发技术人员的创新意识，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降低转化成本，促进技术应用推广，使创新驱动效应更好更快地转化为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同时，通过信息化建设，做好能源使用和碳排放数据等相关基础信息建设工作，利用5G、人工智能等技术更加有效地采集能耗和排放数据，建立绿色发展管理数据系统，实现智能化管理。

3.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企业和工业企业携手共进

要鼓励数字技术企业深入到工业企业生产的全流程，在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撑下，为工业企业量身打造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助力工业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支持工业企业通过与数字技术企业合作加快设备联网和智能化改造，实时收集设备运行数据，改善生产管理，加强行业间、企业间的互联互通，打破地域限制和信息孤岛。

(四)家庭绿色消费是释放碳中和与稳增长协同推进的新活力

统筹处理好降碳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关系，通过宣传引导、丰富绿色产品等手段，提高绿色消费的需求侧动力，有助于实现人民群众生活品质提升与社会节能减排协同。

1.提高消费者对碳减排的认知能力

应不断加强低碳意识教育和低碳生活方式宣传，把绿色低碳发展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展绿色低碳社会行动示范创建，凝聚全社会共识，加快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增强消费者对低碳商品的支付意愿，缓解减排成本带给商品市场的冲击，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2.推动消费领域实现全面低碳化

未来，减排政策设计需要对消费侧碳排放加强关注，支持选购、使用低污染、低消耗的绿色日常用品，引导消费者由高碳化的日常消费方式转向绿色经济的消费方式，减少一次性能源的消费量。积极引导低碳出行，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公交专用道、快速公交系统等大容量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自行车专用道和行人步道等城市慢行系统建设。引导消费低能耗、低排放标准的设备与交通工具，推进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和标识体系建设，健全绿色产品认证有效性评估与监督机制，推动绿色产品标准的国际合作和互认。

3.提升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质量

将绿色低碳发展要求贯穿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各环节，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增强城乡气候韧性，建设海绵城市。加快推进超低能耗、近零能耗、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全面推广绿色低碳建材，推动建筑材料循环利用。加快优化建筑用能结构，深化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加快推动建筑用能电气化和低碳化。开展建筑屋顶光伏行动，大幅提高建筑采暖、生活热水、炊事等电气化普及率。在北方城镇加快推进热电联产集中供暖，加快工业余热供暖规模化发展，积极稳妥推进核电余热供暖，因地制宜推进热泵、燃气、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清洁低碳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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