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家庭储蓄率不断变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1—2017年居民储蓄率缓慢下降。2017年以后，储蓄率逐渐回升，2019年储蓄率达到45%。居民的消费决策和储蓄行为影响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制约着家庭的消费需求，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另一方面，低消费率引发消费动力不足，导致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程度增强，加剧经济结构的失衡。因此，家庭储蓄率问题始终是学者重点所关注的话题。关于中国家庭高储蓄率的解释，学者主要从预防性储蓄动机、收入不确定性、生命周期理论、金融发展、文化视角、收入分配、人口结构、住房等角度进行分析[1-7]。

此外，文化因素也是影响家庭储蓄率的重要原因[8]。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儒家文化对家庭储蓄和消费的影响。儒家文化如何影响个体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其研究结论存在争议。一方面，多数学者研究发现，儒家文化观念可能抑制家庭消费提高家庭储蓄率。已有文献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儒家文化重视“礼治”思想的传承，提倡节约储蓄的观念，克制个人欲望[8]。第二，儒家文化中的“家族主义”与“节俭传统”影响个体的行为，促进家庭储蓄率水平的提升[9]。第三，儒家文化影响社会整体价值观念，规范公众在经济活动中的消费行为[4,10-11]。第四，儒家文化注重“传宗接代”“男女尊卑有别”，以及随之而来的“养儿防老”与“男孩偏好”思想，使得家庭资产配置偏向储蓄存款与低风险投资[3]。另一方面，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的地区，家庭储蓄率可能越低。儒家文化推崇集体主义、以和为贵和风险规避等思想观念。集体主义观念直接影响家庭的消费水平。同时，集体主义观念和社会网络联系紧密。而社会网络被认为是非正规风险分担的重要机制，具有促进消费降低储蓄率的作用[12]。因此，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具有降低家庭储蓄率的作用。关于文化因素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其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这成了本文努力探究的动机。从现有文献来看，较少有学者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因素，来分析中国家庭高储蓄率的原因。因此，本文将重点探究儒家文化影响中国家庭储蓄率的机制，进一步丰富文化因素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文献。

与已有文献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对于儒家文化指标的度量更加全面。现有文献大多基于某一个方面来衡量儒家文化，本文基于历史资料，在区县级层面，采用孔庙数量、书院数量与烈女贞节牌坊数量作为儒家文化度量指标，实证分析儒家文化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与已有文献相比，这些指标在对儒家文化的度量上更加深入全面。第二，在机制分析上，本文从男孩偏好和风险偏好角度，探究儒家文化影响家庭储蓄的内在机制，更加全面厘清了儒家文化影响家庭储蓄率的原因。现有文献在分析文化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时，主要从城乡差异、地区开放程度和代际支持等方面进行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儒家文化与家庭储蓄率

经典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人”都是理性并且完全自私的，从物质消费中获取效用。与现实更为接近的新经济人模型则强调，“经济人”获取效用的途径不仅包括物质消费，还包括抽象意义的社会价值，比如被人尊重、较高的社会地位、良好的社会荣誉等。因此，拓展的新经济人模型，将带来效用的非物质元素考虑到模型当中：U=U(C, X)。其中，C表示各种物品的消费集，X表示抽象意义的社会价值。万光彩、肖正根[9]在标准经济人模型的基础上，将儒家文化中的两大核心价值观“节俭传统”和“家族主义”作为抽象的社会价值观进行理论建模，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导致了国别层面储蓄率的差异。

与本文最密切相关的是孙涛和黄少安[2]、叶德珠等[13]的研究。叶德珠等[13]基于文化习俗指数中的未来导向、社会导向的集体主义、小团体集体主义以及明清时期状元数量，在省级层面构造了儒家文化指数。孙涛、黄少安[2]在理论层面，研究了儒家文化作为非正式的制度对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从代际支持和不确定性方面进行机制分析。本文则从儒家文化指标度量和机制分析两个维度进行了有益拓展。

几千年来，儒家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与社会关系，维系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在儒家文化熏陶下，个体形成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塑造了多数家庭对子女性别的偏好。父母对男孩的偏好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性别比。近年来，由于中国性别失衡现象突出，婚姻市场相对挤压，存在大量难以婚配的适婚年龄男性。因此，父母倾向于增加家庭储蓄或者配置房产来提高儿子在婚姻市场中的相对吸引力 [3]。并且，儒家文化推崇集体主义、中庸、以和为贵等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多数家庭的投资风险偏好过于保守，倾向于低风险投资或无风险投资，影响家庭的储蓄行为决策。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儒家文化显著提高家庭储蓄率。

(二)儒家文化、性别偏好与家庭储蓄率

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异常的出生性别比例，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与习俗的影响。传统的儒家文化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思维观念，导致人们在生育观念上存在性别偏好。由于中国性别失衡的现象突出，父母在配置家庭资产时会优先考虑子女未来的婚配需要。在婚姻形成过程中，男女双方往往难以了解对方真实信息，即男性清楚自己的真实经济状况，女性则缺乏了解。为了应对信息不对称问题，女性会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来了解男方。然而，由于存在信息伪装情况，女性较难获得真实可靠信息。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彩礼或者房产数量能够发挥信号显示和传递的作用，能够促成婚姻成立和稳定。Wei & Zhang[3]提出“竞争性”储蓄动机，指出仅养育一个儿子的家庭会通过提高储蓄率来增加下一代在婚姻选择中的相对吸引力。Li & Wu[14]发现，生育男孩的家庭，会考虑下一代未来婚姻选择情况，投资高风险金融资产(股票和基金)的概率下降，倾向于投资房屋等低风险金融资产。魏下海、万江滔[15]研究发现，在性别失衡严重地区，与生育女孩家庭相比，生育男孩家庭普遍具有更低的风险偏好，倾向于对房屋的投资，降低对高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性别失衡是解释家庭对股票参与和风险投资存在不同偏好的关键因素[16]。性别比的提高导致男性在婚姻选择的市场中议价能力偏低，父母需要承担不菲的彩礼支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儒家文化影响家庭男孩偏好，加重了地区的性别失衡，提高家庭储蓄率。

(三)儒家文化、风险偏好与家庭储蓄率

一方面，儒家文化会对个体风险偏好产生影响。孔子虽未直接论述儒家文化对个体风险偏好的影响，但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孟子在《孟子·尽心》一书中“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的表述，反映了儒家文化规避风险的思想。此外，儒家文化价值观强调个体在社会集体中的作用，不主张自己为独立个体。个体的冒险行为被视为对集体利益的挑战，影响群体的和谐。因此，完全受集体意识形态影响的组织和个人往往厌恶风险。金智等[10]研究儒家文化与公司风险承担的关系，认为儒家文化的强弱程度与公司的风险承担程度是负相关的。孙涛、黄少安[2]研究发现，儒家文化推动了家族和家庭成为经济互助、互保的组织。

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在直接影响家庭投资风险偏好的同时，还会通过左右家庭内部人员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情况来间接影响家庭的投资风险偏好[11]。闫竹、王骜然[17]实证检验了儒家文化对家庭股票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儒家文化观念会显著降低家庭的股票市场参与度。以上的研究表明，儒家文化可能显著影响居民的风险偏好水平。已有研究也证实，居民风险偏好会对家庭资产配置、储蓄等行为产生影响。中国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异质性能够进一步解释投资者的储蓄行为、金融资产决策等差异 [18]。叶德珠等[8]在基于优势分析的跨国实证研究中，认为代表风险偏好的“不确定性规避”与储蓄率显著负相关。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儒家文化氛围抑制居民的风险偏好，从而提高家庭储蓄率。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两个方面：家庭层面的微观调查数据和历史层面的儒家文化数据。其中，家庭层面的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2017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项目。CHFS调查了除新疆、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53个区县，使其在全国层面、城镇层面和农村层面均具有代表性。数据获取了居民家庭的人口统计特征、家庭财富、收入支出、保险保障及就业方面的信息。详细询问了家庭收入和消费的信息，为研究家庭储蓄率问题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持。CHFS数据采用科学、随机的抽样方式，调查数据具有良好的代表性，数据质量较高。地区层面的儒家文化数据来源于明清时期的历史资料，经手工整理得出。其中衡量儒家文化的书院数据来源于《明清书院研究》①，孔庙数据来源于《中国孔庙》②，明清烈女贞节牌坊数据来源于《明史·列女传》③和《清史稿》④。

(二)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为家庭储蓄率，为保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健性，本文使用已有文献对家庭储蓄率的定义方法。第一种是标准度量储蓄率的方法，即总收入减去消费支出⑤的差额占总收入的比例。其中，家庭总收入包括工资收入、财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消费支出包括购买日用品、食物、交通、娱乐、通信产生的费用等。在家庭消费支出中，关于教育与医疗方面的支出具有偶然性的特点，可能会导致异常值的出现。因此，本文借鉴苏华山等[7]的做法，从消费支出中扣除教育支出与医疗支出，用家庭的总收入减去家庭的消费支出再除以家庭的总收入。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参考Deaton & Paxson[19]的方法，使用家庭储蓄率的第二种定义方法，用家庭收入的对数与家庭消费的对数之间的差距来衡量储蓄率。

解释变量为儒家文化指数，已有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衡量。首先，大多数学者基于样本所在地区儒家学校的数量以及书院数量，来衡量地区儒家文化程度。其次，一些学者用孔庙数量来代表地区儒家文化程度 [10]。然后，还有一些学者利用明清历史时期地区烈女的数量来度量地区的儒家文化水平 [20]。此外，部分学者基于“养儿防老”观念的态度来衡量儒家文化程度 [21]。本文在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基于历史资料，使用地区孔庙、书院与烈女贞节牌坊数量来综合衡量县级层面地区的儒家文化水平。如果一个区县地区有这三种类型的其中任何一种，本文都定义为这个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另外一种定义方式则是考虑数量维度，按照地区内的孔庙数量、书院数量以及烈女贞节牌坊数量的总和来对儒家文化进行赋值，没有即赋值为0⑥。本文分别使用这两种指标来衡量一个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

本文在借鉴研究家庭储蓄率文献的基础上 [22]，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年龄、受教育水平⑦、户主婚姻状况、户主户籍状况；家庭特征变量，如家庭规模、人均收入、医疗保险参与情况、养老保险参与情况、住院情况、男孩数量、子女数量、老年人口数量、家庭资产、个体工商业经营、住房数量；地区特征变量，如社区平均消费水平以及城市房价⑧等。

从表1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中国家庭的储蓄率在不同定义下，平均水平分别为18.3%、30.2%，说明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普遍较高。家庭户主的平均年龄为54.17岁，为避免年龄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将户主年龄限定在16～80岁；户主农村户籍比例为31.9%；户主外资企业工作的比例为0.9%。家庭人均收入为2.834万元；家庭平均资产和负债分别为107.130万元、4.882万元。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水平为3.459，文化程度介于初中和高中之间。家庭中平均男孩子数量为0.463个，孩子总数量平均为0.749个。家庭成员参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比例分别为93.5%、82.2%，平均入院率为14.1%。家庭成员平均拥有的住房数量为1.113套。家庭个体工商业经营比率为14.4%。社区平均消费为4.036万元，家庭所在城市的平均房价为1.628万元。在数据的清理过程中，为避免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借鉴李雪松和黄彦彦[6]、尹志超和张诚[22]的方法，将家庭总收入和消费小于0的样本删除，将储蓄率的上下限取值为-1和1。然后，本文将处理后的家庭数据和儒家文化指数数据进行匹配，最终得到的样本总量为37 814个。

(三)模型构建

为考察儒家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将模型设立如下：

Savingij 表示j地区第i个家庭的储蓄率。Rujiaj表示j地区儒家文化程度。Xij为控制变量向量，包括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地区特征变量，εij为残差项。

另外，为考察儒家文化对家庭储蓄率发生作用的机制，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Yij代表家庭i在j地区的男孩偏好和户主的风险偏好水平，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基准模型一致，为避免重复不予赘述。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首先，本文基于CHFS数据探究儒家文化与中国家庭储蓄率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表2是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估计结果。列(1)和列(2)分别为用不同的方法度量儒家文化并考虑其他控制变量后的OLS估计结果，列(3)和列(4)是改变储蓄率定义之后的估计结果。

根据表2的列(1)和列(2)可知，儒家文化1估计系数为0.012 3，且儒家文化指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儒家文化显著提升中国家庭储蓄率。儒家文化2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一个地区孔庙、书院数量与烈女贞节牌坊数量越多，即该地区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家庭储蓄率水平越高。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符合预期。户主年龄与家庭储蓄率呈现倒“U”型的关系，个体在年轻时努力工作积极储蓄；在年老退休时期进行消费，储蓄率下降，符合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家庭规模增大显著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水平，原因可能是家庭人口与劳动力人口正相关，使得家庭收入来源更加广泛，引起家庭储蓄率水平提高。家庭人均收入提升能够促进储蓄率水平提高，这与李雪松、黄彦彦[6]研究结论一致。家庭养老保险参与和医疗保险参与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社会保障并没有抑制家庭的储蓄率，降低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5]。社会统筹模式的养老保险，较大程度地挤占家庭消费，当前的养老体系未能提供很好的保障，居民参与养老保险依然缺乏安全感[23]。家庭成员住院会显著提高家庭的储蓄率水平，可能是个体预期未来医疗需要较多的支出，家庭会削减当前的消费，增加储蓄。受教育水平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受教育水平提升显著提高了家庭储蓄率。其原因是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带来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提升家庭的储蓄意愿和储蓄能力。老人数量越多，家庭储蓄率水平越高。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家庭男孩数量对储蓄率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家庭男孩数量增多显著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水平，婚姻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男孩家庭父母推迟消费，提高家庭的储蓄率水平[7]。户主外资企业工作抑制家庭储蓄率水平的提升，原因可能是个体受外资企业文化的影响，储蓄意愿较低。家庭经营个体工商业显著抑制储蓄率水平的提高，由于工商业日常经营需要支出较多的现金流，导致储蓄率水平下降。社区其他家庭的平均消费抑制家庭储蓄率，家庭消费容易受到周围人群的影响，存在消费攀比，引发本家庭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得家庭储蓄率水平下降。相比较于城市家庭，农村家庭储蓄率水平较低，原因可能是城市和农村地区家庭收入差距所导致。地区房价、家庭资产和家庭负债抑制家庭储蓄率水平的上升。家庭资产对储蓄率无显著性影响。

为了进一步论证结果具备稳健性与可靠性，表2中列(3)和列(4)的回归处理改变了储蓄率的定义方式。估计结果显示，儒家文化1对储蓄率2的影响在5%的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为0.015 2。儒家文化2的回归系数为0.015 9，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以上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说明，儒家文化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储蓄率水平。

(二)机制分析

通过以上的实证分析不难发现，儒家文化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儒家文化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进行分析。一方面，儒家文化通过影响家庭子女的性别偏好来影响家庭储蓄率。基于对儒家文化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地区儒家文化氛围会影响家庭的“男孩偏好”观念，所造成的性别失衡现象会影响家庭储蓄率。另一方面，一个地区的儒家文化程度越高，居民越厌恶风险，这种风险偏好会进一步促进家庭持有无风险资产，进而影响家庭的储蓄行为。接下来，本文将基于以上两个方面来探究儒家文化影响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内在机制。

1.性别偏好的机制分析

中国传统性别文化主要是受到儒家性别伦理思想内涵的影响，传统的“养儿防老”“有儿才等于有后”的观念盛行。在这种儒家传统性别文化影响下，家庭对于子女性别的偏好明显，导致中国出生的男女性别比居高不下。在表3中列(1)与列(2)报告了儒家文化对地区男孩偏好的估计结果。本文参照李磊等[24]的做法，利用一定区域内的性别比来衡量性别偏好。具体而言，本文利用县级区域范围内男孩数量占子女数量的比例来衡量。通常而言，一个地区男孩占比越高，该地区男孩偏好观念越强。前两列的估计结果表明，该地区儒家文化程度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提高男孩占比。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家庭选择生育儿子的概率更高。因此，家庭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这种“男孩偏好”会进一步推高地区的性别比。性别失衡、婚配市场挤压使得适婚儿子的家庭储蓄压力增加，导致家庭产生竞争性储蓄动机 [3]。同时，男孩多的家庭也可能需要增加储蓄负担子女婚恋期间的支出。因此，儒家文化可能会通过影响一个地区男孩偏好对家庭储蓄率产生影响。表3中列(3)和列(4)显示了男孩偏好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越偏好男孩的地区家庭储蓄率越高。综合表3的结果可以说明，儒家文化会影响地区生育男孩的数量，造成性别失衡，从而对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产生影响。原因是男孩占比的提升，导致婚姻市场竞争的加剧 [3]，男孩家庭未来彩礼支出增加，促使有儿子的家庭进行积极储蓄。

2.风险偏好的机制分析

儒家文化推崇集体主义、以和为贵、规避风险等思想观念，个体在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下投资思想趋向保守。表4中前两列显示了儒家文化对地区居民风险厌恶的影响，估计系数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儒家文化越浓厚的地区居民越规避风险。儒家文化直接影响家庭的风险偏好 [11]，抑制公司的风险承担程度 [10]。居民的风险偏好水平越低，家庭持有低风险资产的意愿就越强。列(3)和列(4)显示了风险厌恶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风险厌恶提高了家庭储蓄率。个体风险偏好的“不确定性规避”与储蓄率显著负相关 [8]。儒家文化显著影响家庭的风险偏好 [11]，抑制居民持有风险资产的可能，提高居民的储蓄意愿。

表5进一步探究了儒家文化对一个地区居民持有风险资产的影响。估计结果发现，不同定义的儒家文化均对风险资产持有起到抑制作用，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17]。本文进一步说明，儒家文化会促使家庭持有安全资产，从而提高家庭的储蓄水平。

综上可知，地区儒家文化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储蓄率水平。本文进一步分析其内在机制发现，地区儒家文化会显著增强家庭男孩偏好观念、提高居民的投资风险厌恶程度，从而影响家庭的储蓄率水平。

(三)异质性分析

本文按照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的收入水平，进一步分析不同家庭特征中儒家文化氛围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同时，分析不同地区的异质性影响。

第一，受教育水平差异的影响。表6中列(1)和列(2)报告了儒家文化对不同受教育程度个体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较高和较低群体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差异性检验显示两组系数在10%的水平下存在明显差异。估计结果表明，相对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儒家文化对受教育水平较低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作用程度更大。一方面，受教育水平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来影响家庭的储蓄行为 [25]，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家庭储蓄率越低 [26]。另一方面，文化程度越低的家庭，思想观念越保守，传统的儒家文化观念对该群体的储蓄行为决策影响越强，该群体的储蓄率水平越高。

第二，不同地区的影响。列(3)和列(4)报告了儒家文化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的儒家文化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高于东部地区，说明儒家文化对中西部地区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程度更大。东部地区位于沿海地带，开放程度较高，家庭的储蓄消费行为易受外来文化冲击的影响 [13]。因此，相比较中西部地区，儒家文化对东部地区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程度较小。

第三，家庭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分析。本文将样本中最低25%和中间50%作为中低收入群体，最高25%的样本为高收入群体。估计系数显示，儒家文化对不同收入组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影响程度较大。一方面，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储蓄率越低 [27]。另一方面，收入水平越低的群体抵抗不确定性的能力越弱，抑制消费水平的提升 [28]，传统的儒家文化观念对该群体的作用程度越大。

(四)稳健性检验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地区的儒家文化显著提高家庭储蓄率水平。为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分别从内生性处理、替换解释变量度量方式、替换估计方法等方面进行考虑。

1.考虑内生性：工具变量法估计

模型(1)中，儒家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其一，遗漏变量问题。比如遗漏变量预防性储蓄动机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偏大，一方面，预防性储蓄动机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由于儒家文化提倡节俭，该地区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可能会较强。另一方面，预防性储蓄动机是家庭进行储蓄的重要原因。因此，遗漏变量问题可能导致儒家文化的估计系数有偏。还有个体消费习惯、地方风俗与其他文化因素等不可观测的变量。这些变量可能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家庭的储蓄和消费行为，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其二，反向因果关系。本文的因果关系识别可能不会受到反向因果关系的干扰，原因是一个家庭现在的储蓄率水平很难影响一个地区过去的儒家文化程度。针对遗漏变量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两阶段估计。参考以往文献，本文选取明清时期省级层面的科举考试状元数量作为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一个合格的工具变量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相关性，选取的工具变量要与内生变量相关；二是排他性，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不直接相关，或者工具变量仅仅通过内生变量来影响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明清时期省级层面状元的数量作为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一方面，通常一个省份状元数量越多, 说明该省份的儒家氛围基础越浓厚，儒家文化与各省的状元数量密切相关[13]。另一方面，明清时期省级层面的状元数量很难直接影响家庭的储蓄行为。因此，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较为合理。

表7是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儒家文化1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回归估计系数分别为0.304 6和0.350 2。儒家文化2的系数同样在1%的水平下显著，进一步证明儒家文化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储蓄率。

2.替换解释变量

前文在定义儒家文化时，基于地区孔庙数量、书院数量和贞节牌坊数量合成儒家文化指数。此处将儒家文化分散成3个分项指标，即孔庙数量、书院数量、贞节牌坊数量。用地区内孔庙、书院与贞节牌坊数量来度量地区儒家文化程度。若孔庙、书院数量与贞节牌坊数量越多，则按照其数量的总和来对儒家文化进行赋值，没有即赋值为0。

表8是儒家文化各个分项指标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列(1)～列(3)的回归结果显示，儒家文化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孔庙数量、书院数量、贞节牌坊数量的估计系数分别是0.226 4、0.549 0、0.397 0。列(4)～列(6)的回归结果表明，孔庙数量、书院数量、贞节牌坊数量的估计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儒家文化显著提升了家庭储蓄率。以上估计结果表明，本文所得结论是稳健的。

3.替换估计方法：Tobit模型估计

为避免被解释变量的离群值波动太大，本文将储蓄率1和储蓄率2的上限和下限分别设置为-1和1。在样本中有较小的一部分值被压缩至上下限。为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当被解释变量受限时已有文献通常采用的Tobit模型进行估计。表9报告了两种儒家文化定义下考虑内生性时IV-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无论解释变量的定义是儒家文化1还是儒家文化2，估计结果均表明儒家文化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

综合以上稳健性检验，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可靠的，进一步说明地区的儒家文化显著提高家庭的储蓄率水平。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儒家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为避免内生性引起的估计偏差，选取明清时期省级层面状元数量作为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主要研究结果表明，儒家文化显著影响家庭的储蓄行为决策。具体而言，地区儒家文化程度越高，当地居民家庭储蓄率越高。机制分析表明，地区儒家文化影响家庭 “男孩偏好”的观念，导致性别比例失衡，促进家庭储蓄率水平的提高。同时，儒家文化显著提高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抑制家庭持有金融风险资产的比例，增强家庭的储蓄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儒家文化对低教育水平、中西部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储蓄行为的影响更为敏感。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目前，中国家庭的消费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人口老龄化将深刻影响宏观储蓄规模[29-31]。高储蓄率和消费不足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制约着经济结构的转型。探究影响中国家庭高储蓄率的因素已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扩大内需、促进居民消费的政策提供参考。基于此，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提出如下建议。

一方面，受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地区，相关部门应注重引导居民思想意识的转变，提高民众“子女性别平等”意识，让大众认识到性别失衡不仅会对人口结构产生不利影响，还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抑制家庭消费。(1)加强文化宣传和教育。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偏远和落后地区的居民应实施更加精准的教育帮扶。通过文化宣传和教育的引导，提高居民的文化素养，最大限度降低居民受传统文化束缚的影响。(2)完善养老金保障制度，消除部分人群“老无所养”的担忧，特别是在农村低收入家庭中。例如，对只生女孩的家庭，应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金制度。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加大对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和中西部地区居民的保障力度，比如财政的补贴以及转移支付，提升他们的收入水平，进而使得该群体消费观念和储蓄行为发生转变。政府在制定促进消费的相关政策时，不仅需要引导人们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还需要注重传统文化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弱化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从而真正起到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①白新良：《明清书院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书中详细记录了明清时期书院的旧址、朝代、名称以及现在所属省、市、区县。本文根据书院所在的区县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匹配，孔庙数据和烈女贞节牌坊数据与书院数据匹配类似。

②范小平：《中国孔庙》，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

③作者不详，录明朝遵守妇道、教化女性坚守贞操的女子,刚正有节操的女子；抗拒强暴或殉夫而死的女子的传记，是明朝统治阶级为了更好统治而进行的一种思想文化的传播。

④《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记载清朝历史的纪传体历史著作。全书共有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

⑤根据问卷，家庭消费主要包括如下几项。如食品支出，包括伙食费支出、烟酒精饮料支出；日常生活费支出，包括水、电、燃料费、暖气费、物业管理费；日用品支出，包括洗衣用品、洗涮工具、手工用品、卫生纸和床上纺织品等；通信费支出，包括电话费、手机费、有线电视费和上网费；文化娱乐支出，包括书报费、看电影费、酒吧、网吧、养宠物、游乐场、艺术器材、体育用品、旅游及健身费用；美容支出，包括整容、购买护肤品、化妆品、美容护理；本地交通费用，包括地铁费、公共汽车费、出租车及网约车费、自驾车的各种费用(油费、停车费、保养费、过路费等，但不包括旅游目的的自驾游)；购买衣物支出；住房维修花费(不包括改善住房性能和结构、扩大住房面积的支出)。

⑥若一个地区内没有孔庙、书院或烈女贞节牌坊，本文赋值为0；若地区仅有孔庙，则根据孔庙的数量来衡量儒家文化程度；若所在地区既有孔庙又有书院，则根据二者的数量之和来进行衡量，以此类推。

⑦对于户主受教育程度，本文根据问卷中的问题“您的文化程度是？1.没上过学；2.小学；3.初中；4.高中；5.中专/职高；6.大专/高职；7.大学本科；8.硕士研究生；9.博士研究生”进行度量。

⑧其中城市房价数据来源于住房大数据联合实验室数据库，其他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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