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我国经济安全的基本范畴及其评价

作为一国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国家安全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由来已久。从传统上看，以军事安全为基础的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构成了国家安全的主体。但随着“二战”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综合安全的重要性逐渐显现，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陆续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和20世纪80年代美苏、美日激烈摩擦，使得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将国家经济安全视为综合安全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以及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步伐加快，除了2009年和部分战略性资源以外，中国所处的经济安全状态整体良好且趋于上升。不过，与这一时期市场体系、产业水平或不可预测事件等内部因素以及国际经济规则变化、国际资本流动等外部冲击所构成的“无意安全”[1]相比，近期一些国家泛化所谓“经济安全”，美国动用长臂管辖、开启紧急状态等，日本单独设立对华经济安全保障工作组以及欧盟诉华“虚假信息来源国”，这些所构成的“有意安全”[1]极大提升了我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国家经济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015年1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7月全国人大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党的十九大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并写入党章。显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中国号”这艘巨轮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威胁和风险也在空前加剧。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经济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经济发展能否兼顾安全，使得更为安全的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对于我国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意义重大。同时，一国国家经济安全也关乎人类和世界福祉，疾病流行、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诸多挑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如何在新的均衡安全点上实现更大范围和更高水平的国际协调与共同发展，对于开放条件下各国加强国家经济安全的合作与能力建设，增进彼此的安全利益，加快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

一、开放经济安全的概念与范畴

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在我国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这是全球化纵深发展和我国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必然反映，20多年来这一领域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了国内学界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入思考。国际上，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安全问题，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国家综合安全报告》明确提出“经济安全”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将经济安全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其后，俄罗斯、英国等将经济安全纳入政府的重要决策视野，国家经济安全逐渐成为政产学研各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

(一)概念界定

20世纪70年代以前，经济安全常被视为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的附属。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出现明显停滞，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了一定提升。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使得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经济安全，但学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尚未形成共识。Borrus et al.[2]认为经济安全是一种建构新国际政治经济架构和规范的能力。Neu & Wolf [3]以美国作为研究对象，提出经济安全是一项保护或提高美国经济利益的能力，在面对一切外来的负面冲击时，其都能使之免于受损或增进利益。雷家骕[4]认为国家经济安全即国家根本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包括经济的主权独立、基础稳固、健康运行、稳健增长和持续发展，这一界定实际上把国家经济安全理解为一种权益。顾海兵、张敏[5]将国家经济安全定义为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并保证内部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这一界定体现了 “外部着眼、内部着手”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研究原则。叶卫平[6]则认为国家经济安全代表经济主权未受到严重损害且经济危机风险可控的状态。此处，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界定的“状态论”是一种静态的视角。

(二)范畴界定

总体来看，以往的研究从两个角度界定了国家经济安全的范畴。

一是从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来源角度，相关学者将经济安全视作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或在外部冲击下保持稳定的状态。Moran[7]认为国家经济安全的薄弱环节在于贸易、金融和货币。Zimmermann[8]研究发现，保证家庭的存款安全是国家确保个人经济安全和金融体系稳定的关键，全球保护储户制度不断改革才能应对金融全球化带来的风险。曾繁华、曹诗雄[9]提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两个维度，即抵抗外来负面冲击和应对国内系统性风险。部分学者[10-11]的研究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放在了应对国外冲击上。雷家骕、陈亮辉[12]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在于国家内部，需要实现国民经济增长、财富分配公平与生活质量提高。

二是将国家经济安全与相关概念进行连接。Wadhwani[13]认为经济安全等同于个人财富的安全，并分析了如何管理储蓄银行(savings banks)进而实现保障工薪阶层财富安全的目标。Cable[14]突破了国界的限制，从“地区经济安全”的角度提出通过合作实现各国的经济安全，并认为经济安全可能受到四个方面的影响：将经济政策作为侵略工具；可能影响国防安全的贸易事件；军事能力受经济实力的影响程度；全球经济波动带来的恐慌。樊莹[15]在经济安全问题上强调了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叶卫平[16]提出经济安全的关键是经济危机可控，且经济主权不受侵害。丁冰[17]将我国的经济安全等同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受威胁或侵害。在最近的研究中，张宇燕、冯维江[1]从厘定安全水平、安全能力和安全威胁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出发，形式化定义了积极安全、消极安全和安全困境，绝对安全和相对安全，无意安全和有意安全，均衡安全等研究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概念。Lee[18]指出，与抽象地认识经济安全的概念相比，对“经济安全到底是谁的安全、研究经济安全的意义何在、经济安全的威胁来自哪里、通过什么手段来维护经济安全”等四个问题的研究更为重要。

基于以往国内外相关文献，本文认为开放条件下经济安全的基本范畴应涵盖资源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五个维度，我国的经济安全能力既应包括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也应包括经受冲击后的经济恢复能力。

二、开放经济安全的评价体系

(一)开放经济安全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

无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是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都暗含着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考虑。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有关论述中指出，发展对外经济会使其他国家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灾祸”的影响。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经济不安全的根源在于制度非均衡，当内外部扰动使制度由均衡向失衡转化时，处于制度非均衡的系统就会出现金融危机、环境危机、贸易摩擦、信息泄露等不安全问题。此外，开放条件下的产业安全理论长期贯穿于国际贸易理论，尤其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理论。比如，重商主义重视国家财富和工商业发展，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侧重幼稚工业保护，而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超保护贸易理论则重视国际收支和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基于以上理论，并结合我国开放经济的发展实际，本文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经济安全涉及的资源、金融、产业、信息和生态等领域构建我国经济安全的评价体系，并据此提出可行的分析方案。

评价体系是当前分析国家经济安全的通用工具，运用指标体系监测国家经济安全态势、预测国家经济安全趋势成为通行做法，但对于指标体系的结构和内容认识还并不一致。当前国内外学者在指标体系的构建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雷家骕[4]构建了国家经济安全态势的监测预警方法，他驳斥了“状态监测预警”的概念，指出应使用“态势监测预警”的概念，即对当前状态进行监测，对未来趋势进行预警。何维达等[19]提出了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产业对外依存评价指标和产业控制力评价指标组成。李冬梅[20]从产业发展环境、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对外依存度和产业控制力四个方面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01—2010年我国汽车产业安全进行估算。叶卫平[16]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和内涵出发建立了二级评价指标体系，他把经济安全分解为基本经济制度安全状况、经济主权安全状况与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三个部分。顾海兵、王鑫琦[21]将国家经济安全分解为产业子系统、时间子系统、区域子系统和国别子系统，对子系统进行分析合成即可完成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研究。张汉林、魏磊[22]将经济安全划分为粮食安全、就业安全、金融安全、市场安全、能源资源与环境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以及人力资本与技术安全八个方面，并增加了国际测度指标。

总体上，这些研究把经济安全理解为“经济安全状态”或“经济安全能力”，并从这两个角度设计相应指标体系进行监测和预警。目前，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阈值的界定和指标数据的选定仍然是国内学界公认的难点。指标体系虽然存在差异，评价结果却有着相似性，即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处于较低的水平，有较大提升空间。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于经济安全的定量分析按照影响经济安全的因素与经济安全作用机制的不同理解，可分为模型分析法和指标评估法。Cable[14]运用国际经济活动对抗模型分析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Mastanduno[23]从历史的视角分析美国学界及政界对于经济与安全关系认识的演变。Lee[18]基于双边网络博弈模型考察了各自追求经济安全过程中的日美关系博弈情况。Grigoreva & Garifova[24]构建了经济安全影响因素的指标评价体系，以分析俄罗斯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外学者针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并不追求研究方法的数学复杂性，但十分重视方法运用的严密逻辑。

(二)中国开放经济安全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现有理论和文献中划定的开放经济安全基本范畴，本文认为开放条件下我国经济安全既要包括状态水平，比如金融安全、价值链安全、信息安全等，也要包括条件能力，比如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经济调控能力、宏观经济稳定等。鉴于开放条件下国家经济安全在国际、国内，微观、中观、宏观，以及与经济关联的政治、文化、环境、信息等诸多层面的多个领域都有具体表现，为了尽可能全面而系统地厘清开放经济安全的基本构成，本文将开放条件下的国家经济安全分为资源安全、金融安全、产业安全、信息安全和生态安全五大类。

一是资源安全。涉及资源供给、资源运输、资源环境、资源消费等多个方面，从资源类别的角度又可进一步划分为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人才安全等。鉴于中国能源资源禀赋的特点、石油对各国经济的重要性以及目前石油过高的对外依存度，狭义上可以将能源安全等同于石油安全。袁富华等[25]基于“石油依赖程度”，将油料短缺与经济安全联系起来，提出了确保我国经济安全的相应对策。庄芮[26]探讨了重要原材料进口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指出战略性矿产资源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是稳中有忧，而在中长期则忧中有险。蒋瑛、郭玉华[27]认为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了世界性的危机，使跨国公司的投资流向发生转变，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远大于发达国家。同时，石油价格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产业安全和消费者行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中国经济安全受到威胁。

二是金融安全。涉及汇率、利率、债务、国际投资，可划分为银行体系安全、货币体系安全、证券体系安全、金融体系安全等，其极端就是银行危机、货币危机、股市危机等。此外，金融体系安全受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较大，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局部或者全球性的冲击极易在一国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传导，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三是产业安全。既包括一国某一产业的安全问题，也包括一国产业链、产业群的安全问题，二者有机联系、相互影响。具体地，从宏观层面包括国际经济领域讨论较多的产业链安全、供应链安全和价值链安全，从微观层面也包括生存产业安全、基础产业安全、装备产业安全、环保产业安全、信息产业安全等各类产业安全。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由此带来的风险挑战越来越引人关注。国内学者对于产业链安全的研究较为成熟。一些学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我国已嵌入国际产业链条，中国经济很难独善其身，国家经济安全对于中国具有越发现实的意义。

四是信息安全。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发展使全世界处于一个紧密联系的信息网络之中，数字经济、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和经济模式的发展也对信息的安全提出了要求，信息安全已经成为关系国家生存和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关键一环。在信息安全方面，信息处理、信息传输、信息存储等环节均可能存在安全问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催生了众多新业态、新模式，对我国的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五是生态安全。生态安全也不容忽视。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过程中，往往将重点放在生产和流通等环节，忽视对于环境的危害。在一个开放经济体中，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产业安全等领域联系紧密，是实现整体经济安全必须重视的部分。比如，生态系统退化造成的水土急剧流失会影响到我国的水资源状况，从而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在对外开放以及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如果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低端锁定”位置，也会被跨国公司掠夺东道国资源并污染环境，对我国生态安全产生危害。生态安全可具体划分为土地、农业、城市生态安全等。

表1具体展示了中国开放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包括“资源安全、金融安全、产业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5个一级指标，拓展和细化生成17个二级指标。即资源安全下的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人才安全，金融安全下的银行体系安全、货币体系安全、证券体系安全和金融体系安全，产业安全下的产品竞争能力、产业竞争能力、产业竞争环境和产业对外依存度，信息安全下的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以及生态安全下的生态保护、清洁技术和环境质量。上述17项二级指标基本涵盖了开放条件下我国经济安全的各个方面，结合以往文献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更加详尽地提出各项三级指标以便于量化分析我国开放经济安全等级并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三级指标的量化数据来源于各类统计年鉴，详见表1。

(三)中国开放经济安全的评估方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历经不同的发展阶段，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实现了大的跨越式发展。当前，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作为体量巨大的开放型经济体，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金融、贸易等众多国际经济的纽带使得任何一国的经济稳定和波动都能被瞬间放大、传导溢出。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经济安全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是动态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前述我国经济安全的风险来源以及表现领域也是复杂并且紧密关联的。因此，量化评估开放条件下我国的经济安全问题需要综合考虑涉及开放经济安全的各个领域，使其有效联动并能随时间动态调整。使用熵权法对上述指标体系进行赋权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评估方法。

熵权法是一种常用的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法。如果评价指标的信息熵越小，则该指标的权重就越大。其主要根据各指标传递给决策者的信息量来确定权重，能够有效避免主观赋权法在确权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和偏好，更具客观性。在本指标体系具体使用过程中，熵权法根据各个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个指标的熵权，再通过熵权进行修正，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指标权重。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假设我国开放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有m个待评价年份，n个评价指标，形成初始数据矩阵R。

其中，rij为第j个指标下第i个指标的得分。为消除指标间不同单位的影响，需要对R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指标归一化矩阵。由于归一化后数据r′ij受rij、min rij和max rij的影响，因此采用极值法得到矩阵R′。

第二步，根据归一化矩阵计算第j个指标下第i个指标的得分，得出指标比重Pij。

第三步，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ej。

其中，k=1/lnm，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权ωj。

确定熵权后，根据公式可得到评价指标的综合值。为评价开放条件下我国经济安全程度，应进一步确定评价指标的预警临界值，并使用熵权法得出的综合值与预警临界值进行综合比较。对于开放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资源和生态等领域，已经存在较为成熟的指标及其预警临界值，而金融、产业和信息等领域则更多地需要通过对相关专家问卷调查或访谈获取信息。因此，综合考虑各项指标的个性化特征和适用性，应合理运用如下两种方法明确预警临界值。一是专家打分法。邀请资源、金融、产业、生态、信息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安全问题相关的政府部门、业界代表，各自给出意见并对各个指标按层次之间、层次内部的重要性打分。为了保证专家意见的客观性，对专家的评价结果进行Kendall协调系数检验，直至有较高的一致性时，才能作为最终的临界值。二是既定标准法。由于指标体系包含的资源、金融、产业、生态、信息等诸多领域中部分指标已经具有比较完善的评价体系和质量标准，比如资源、生态领域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下水质量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气象干旱等级标准》等，可以参考这些标准确定指标的预警临界值。

三、开放条件下我国经济安全的风险来源

大量有关经济安全的影响研究，往往将注意力放在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上，近些年来确实除了逆全球化局部兴起、保护主义升温以外，还有地缘政治冲突、意识形态冲突等导致的“有意威胁”，这些都成为我国经济安全重要的风险来源。不过，即使在开放经济体中，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也不仅仅来自外部，而通常是外因和内因在共同起着作用。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要重视外部安全，也要重视内部安全”。明晰两个层面的风险来源才能从更全面、客观的视角制定应对措施并增强经济韧性。

从内部安全层面来说，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风险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政策和资源条件的“基础性缺陷”。比如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是外生冲击发生时经济的重要防线。郭连成[28]研究发现，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的国家在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经济形势时更易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不断完善加强这些基础调控能力可以增强经济韧性。第二，产业结构、市场秩序等方面的“结构性缺陷”。比如金融体系脆弱、对外资过度依赖、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的问题都可能成为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风险来源[29]。第三，自然事件的“非正常干扰”。比如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等。

从外部安全层面来说，则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金融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比如国际投机资本对中国金融安全存在的潜在威胁，别国金融经济危机的传导等。第二，地缘政治风险，比如美国、日本都是我国重要的对外经济伙伴，但由于其超强的经济实力、自身战略定位以及历史原因，常常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形成巨大威胁。第三，国家之间的“过度侵犯”，比如美国泛化经济安全概念，利用长臂管辖、紧急状态、关税壁垒等侵害别国经济利益。

四、开放条件下我国经济安全的政策保障

针对上述影响我国开放经济安全的重大因素，并结合现有文献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举措，本文进一步总结和梳理了能够有效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审计、制度和市场三大手段。第一，利用审计手段有效监督经济安全政策的实施效果，并通过及时监测和反馈信息对国家经济安全进行预警。第二，利用制度手段制定国家经济安全审查相关法律制度并完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组织架构。第三，利用市场手段维护市场秩序，既要维护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应构建具有经济安全保障的国内循环体系。

(一)利用审计手段维护经济安全

不少学者认为审计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张庆龙、谢志华[30]认为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过程中，政府审计能够起到战略防御与微观制度清除、修补的作用，并从审计本质、政府监管和制度均衡等角度提供了理论依据。蔡春等[31]分别从历史、理论、法律、国际经验等层面剖析了通过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逻辑，并认为创新审计模式、构建审计预警系统等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有效途径。唐建新等[32]也提出了通过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种方式。一是审计和调查国家经济安全相关政策，对国家政策的实施进行有效监督。二是通过审计系统及时检测和反馈信息，对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进行实时监测预警，并为政策制定部门提供建议。本文认为，合理利用审计手段可以有效监督经济安全政策的实施效果，抵御金融开放和逆全球化等层面的冲击，并对经济不安全状态进行预警。

(二)利用制度手段维护经济安全

多数学者认为，制度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但总体上多侧重于制度的反向规制作用，即制定国家经济安全相关审查法律制度，但较少研究制度的正向激励作用。胡再勇、林桂军[33]指出目前经济安全的应对存在界限随意、重点不突出、执法不力和部门交叉管理的问题，要进一步完善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组织架构。徐英倩[34]从国家立法的角度对经济安全进行了探讨，认为应把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干预等作为我国经济安全统一立法的指导原则，同时可把完善部门法作为实现统一立法之前的过渡。陈斌、程永林[35]则提出应建立实操性强的国家经济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并尽快付诸应用。本文认为，应构建并完善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体系，借助体系化、制度化、组织化的措施增强我国经济韧性。

(三)利用市场手段维护经济安全

赵娴[36]在考察开放经济中的金融安全问题时提出，要通过推进区域金融合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为在更大范围内参与金融全球化积累经验。刘兵权等[37]建议要防止跨国公司垄断，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在加大自主研发的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加快国外高新技术的引进、消化与吸收。任保平、巩羽浩[38]认为我国通过国际大循环利用不断涌入的外部资本推动国内经济发展，为此亟待提升对外开放层次，构建安全、稳定、友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张少军[39]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国内贸易，构建具有经济安全保障的国内循环体系，将各种风险挑战转化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倒逼机制，是健全中国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根本所在。本文认为，应该继续完善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合理利用市场的力量来应对外部冲击。

五、结束语

(一)研究结论

首先，国内外对于经济安全的相关研究已较为丰富，界定了经济安全的基本范畴，并从多重角度提出了对经济安全的评价标准。总体来看，以往研究从两个角度界定了国家经济安全的范畴。一是从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来源角度，相关学者将经济安全视作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或在外部冲击下保持稳定的状态。二是将国家经济安全与相关概念进行连接，但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经济安全的概念界定和范畴界定尚未达成共识。

其次，对于经济安全的评价标准，指标体系是目前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通用工具，运用指标体系监测国家经济安全态势、预测国家经济安全趋势是国内外学者的通行做法，但对于指标体系的结构和内容莫衷一是。相关文献大多将经济安全理解为“经济安全状态”或“经济安全能力”，并从这两个角度设计指标进行监测和预警。目前，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阈值的界定和指标数据的选定仍然是学界公认的难点。指标体系虽然存在差异，结果却有着相似性，即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仍有较大进步空间。在经济安全范畴界定和评价标准构建的基础上，也有大量研究关注到了开放条件下全球化、外资和资源环境等对经济安全的影响。

最后，经济安全政策保障研究主要围绕审计手段、制度手段和市场手段如何发挥作用这三个方面展开。有关审计手段的研究侧重审计介入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论依据、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方式。有关制度手段的研究侧重外资审查以及制度体系、政府架构和法律框架。还有部分学者认为要在开放中解决经济安全问题，统筹发展和安全，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将各种风险挑战转化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学界对于保障经济安全的政策研究相对集中，在一些领域达成了共识，但也说明关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视野有待进一步扩展。

由此可见，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领域庞杂，但研究主线清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随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加快融入全球化而不断提高，这充分反映了国内学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国家经济安全运行规律的把握，也体现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学术担当。

(二)研究展望

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但仍可以考虑从以下五个方面继续拓展。

第一，目前对于经济安全的定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经济安全的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统计分析和现象描述层面，缺乏扎实和富有针对性的深入研究，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范畴和基本形势也亟待厘清。本文更认同一国经济安全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主权不受侵犯，二是导致危机的风险完全可控。那么，开放条件下，尤其是当前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空前提高的背景下，国家经济安全究竟涉及哪些领域，当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基本形势如何？只有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把握资源安全、金融安全、产业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各领域安全，才能对当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基本形势做出准确研判。

第二，目前尚未建立开放经济安全监测预警持续性的动态跟踪评价体系，判断、决策缺乏依据和可比性数据。现有文献对开放经济安全监测预警的分析停留在实际操作层面，基于宏观观察和经验总结提出观点或结论建议。但是，对我国新形势下开放经济发展面临威胁的研究应是建立在一套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之上，同时依靠完备的风险识别、预测和评估的模型系统，这样才能为长期、动态、精准和可视化地进行我国开放经济安全监测预警提供可靠依据，真正做到“监测当下、预警趋势”。

第三，目前尚末形成基于全局安全的一般均衡动态系统，量化考察开放条件下我国的经济安全问题需要综合考虑涉及经济安全的各个领域的联动影响和随时间的动态调整。单一领域的考察或单一指标的评估无法全面反映威胁经济安全或冲击带来的变化，也无法完全反映经济体系动态调整后一般均衡的变化。因此，开放条件下一国经济安全的评估方法要基于全局经济安全系统，充分兼顾安全水平的相对性、动态性。

第四，梳理文献可以看出，以往研究就全球化、外商投资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但是这些问题形成的风险点威胁范围和时长怎样，实际构成损害的概率有多大，以及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承受、能够应对？需要认识到，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安全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经济安全水平条件，即国家经济面临的威胁风险；二是经济安全应对能力，即国家经济系统的承受力、应急力和恢复力。因此，开放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不仅要研究风险威胁本身，还应从国家主体出发研究其应对能力。同时，为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还须格外重视极端情形下国家经济系统承受冲击的能力和危机管理、恢复能力。

第五，已有大量研究在不同时期针对当时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基本形势提出了观点和对策建议，但鲜有学者论及国家经济安全政策的实施情况、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如何判定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各个安全领域的反应如何？怎样根据模型和指标体系结合当前面临的基本形势提出建议，制定对策思路和具体保障措施？同时，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竞争与对抗不断加剧，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经济安全水平和风险识别、总体评估也值得我们关注。所以，知己知彼，将彼此情况纳入系统统筹考虑，以期更好服务国家经济安全科学决策。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韩金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孔祥奕出色的助研工作。)

[1] 张宇燕,冯维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J].中国社会科学,2021(7):140-162.

[2] BORRUS M, WEBER S, ZYSMAN J, et al. Mercantilism and global security[J].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92，29(3): 21-29.

[3] NEU C R, WOLF C. The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M].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1994.

[4] 雷家骕.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基本问题[J].管理评论,2006(7):3-7.

[5] 顾海兵,张敏.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五大误区与辩证方法论反思[J].经济学动态,2017(2):14-24.

[6] 叶卫平.国际经济旧秩序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0):89-95.

[7] MORAN T H.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M].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3.

[8] ZIMMERMANN H. The uneasy promise of deposit insurance: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savers[J]. Competition & Change, 2013, 17(3): 265-282.

[9] 曾繁华,曹诗雄.国家经济安全的维度、实质及对策研究[J].财贸经济,2007(11):118-122.

[10] 江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经济安全[J].求是,2007(6):60-62.

[11] 张金清,吴有红.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8.

[12] 雷家骕,陈亮辉.基于国民利益的国家经济安全及其评价[J].中国软科学,2012(12):17-32.

[13] WADHWANI R D. Protecting small saver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security[J].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2006, 18(1): 126-145.

[14] CABLE V. What i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J].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5, 71(2): 305-324.

[15] 樊莹.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5):11-15.

[16] 叶卫平.国家经济安全定义与评价指标体系再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93-98.

[17] 丁冰.试析我国利用外资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J].当代经济研究,2011(11):29-36.

[18] LEE M. Japan’s rethinking of global economic security in its relations with the US[J].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2014, 28(2): 25-35.

[19] 何维达,潘玉璋,李冬梅.产业安全理论评价与展望[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4):92-97.

[20] 李冬梅.产业安全的多层次综合评价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7(6):93-95.

[21] 顾海兵,王鑫琦.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6):91-96.

[22] 张汉林,魏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安全量度体系构建[J].世界经济研究,2011(1):8-13.

[23] MASTANDUNO M. Economics and security in statecraft and scholarship[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8, 52(4): 825-854.

[24] GRIGOREVA E, GARIFOVA L. The economic security of the state: the institutional aspect[J].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5, 24(4): 266-273.

[25] 袁富华,陈余富,史彦刚.石油短缺与中国经济安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1(4):39-42.

[26] 庄芮.我国重要原材料进口现状及其对经济安全的影响[J].经济学家,2005(5):45-51.

[27] 蒋瑛,郭玉华.世界石油价格波动与我国经济安全预警机制建设[J].经济体制改革,2007(3):31-34.

[28] 郭连成.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财政金融安全相关性研究[J].国外社会科学,2010(6):71-79.

[29] 齐俊妍,向柑霖.金融业开放、外部金融依赖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不同政策领域的实证分析[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6):78-91.

[30] 张庆龙,谢志华.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09(4):12-16.

[31] 蔡春,李江涛,刘更新.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作用机理及路径选择[J].审计研究,2009(4):7-11.

[32] 唐建新,古继洪,付爱春.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基础和作用路径[J].审计研究,2008(5):29-32.

[33] 胡再勇,林桂军.国家经济安全:OECD的冶理架构、政策措施及启示[J].国际经济合作,2014(12):10-16.

[34] 徐英倩.论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立法[J].学习与探索,2017(10):65-70.

[35] 陈斌,程永林.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现状与展望[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1):50-59.

[36] 赵娴.开放经济中的金融安全问题及其保障对策[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6(2):13-16.

[37] 刘兵权,王耀中,文凤华.开放经济下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与产业安全[J].社会科学家,2011(5):50-54.

[38] 任保平,巩羽浩.新发展格局构建中我国新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4):41-48.

[39] 张少军.中国经济安全的风险识别与保障之策[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3):4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