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两大基本特征，即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持续提高。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现了持续增长，但收入分配绩效却不尽如人意，近年来收入不平等程度持续扩大并表现出总体呈高位徘徊的相对稳定状态[1]。基于CHIP数据估计的中国收入基尼系数显示，1988—2007年收入基尼系数从0.38上升至0.49，到2013年达到0.50，此后开始缓慢下降到2018年的0.48[1-2]。另一方面，为了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注重对人力资本的培育，促进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为了培育大量高级人力资本，中国政府于1999年实行了高校扩招政策，极大地提高了高级人力资本的比重。《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拥有53.71万所学校、1 792.18万名教师、2.89亿名在校学生，教育规模位居世界首位。较高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而基于快速发展的教育事业所带来的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源泉。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这两大特征是否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从初级人力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的动态优化是人力资本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形式[3]，这种人力资本结构的动态优化是否影响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吗？又是如何影响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吗？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文献中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原因的研究浩如烟海。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可知，一方面，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逐渐转移至城市，在城市规模经济作用下，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快于农村，从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农业人口逐渐转移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等非农业产业，在产业规模经济效应下，非农人口收入水平增速高于农业人口增速，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以后，农业农村人口变得相对稀缺，此时农业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速加快，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倒“U”型趋势，而城市化和产业结构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4-5]。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往往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加速城市化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下，推行城市偏向型发展政策，将财政资源更多地配置给城市高技能劳动者，在特定的产业发展目标下推动城市高技能劳动者获得超额收入，从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和持续[6-9]。与此同时，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促使地方政治锦标赛模式的形成，该竞争模式又强化了城市偏向型政策[10]，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7]。虽然城市偏向型政策在解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与扩大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该理论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本文所指出的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的空间“异质性”和时间“非平稳性”特性。即不同省份之间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差异和自2003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明显的放缓并缩小的趋势。

如何有效地解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的空间异质性和时间非平稳性现象，需要寻找新的解释方向。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人力资本[11]。部门间人力资本差异带来部门间收入水平的差异，进而引发收入差距。郭剑雄[12]研究指出，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与城市部门的低生育率和高人力资本积累率形成鲜明对比，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而城乡人力资本差异在于城乡教育投入差异所引起的城乡教育水平差异，导致城乡居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13]。由此可知，教育投入差异会影响城乡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然而，该理论依然无法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基本特征。已有数据显示，城乡教育投入差异一直处于缩小趋势，在2003年前后并无明显变化[14]，并且该理论的政策视角更倾向于发展农村教育而忽视城乡教育的二元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基于文献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的空间异质性和时间非平稳性解释力不足，本文则从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空间差异和1999年高校扩招引起的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异质性和非平稳性视角出发，考察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揭示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空间异质性和时间非平稳性的背后原因。

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如下：第一，实证考察了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已有文献在考察城乡收入差距中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因素时，注重不同层次人力资本的积累程度或人力资本存量，忽视了人力资本结构从初级向高级过程的优化，从而能够更好地反映各地区人力资本的整体数量、质量状况及其结构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全貌。第二，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人力资本结构优化通过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一方面，已有文献在考察人力资本结构优化通过城市化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时，强调人力资本密度的集聚性，较少强调不同人力资本结构互补性和高级人力资本外部性的空间集聚效应。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在考察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时，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强调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产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较少强调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产生的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和生产性服务占比问题。

二、经验事实与研究假设

(一)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典型事实

1.城乡收入差距的典型事实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前后都普遍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通过对比省份层面的城乡收入差距后，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98—2019年各省份层面城乡收入比的平均值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个省份城乡收入比的平均值分别为2.39、2.22、2.14和2.26，而同期的云南、甘肃、贵州、青海四个省份城乡收入比的平均值分别为3.96、3.69、3.83和3.42，城乡收入比最高的云南，是最低的天津市的1.85倍。在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显著异质性的同时，全国层面城乡收入差距也呈现出非平稳性。城乡收入比从1998年的2.46上升到2003年的3.23，随后基本趋于稳定，并于2009年开始出现持续性下降，到2019年下降到2.64(如图1所示)。从增长率来看，1998—2003年城乡收入比的平均增长率为5.18%，2003—2009年的平均增长率为0.5%，2009—2019年的平均增长率为-2.3%。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明显的非平稳性特点。综上所述，城乡收入差距在空间上呈现异质性和在时间上呈现非平稳性两大基本特征。即不同省份之间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差异和自2003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明显的放缓和缩小的趋势。

2.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典型事实

由于传统人力资本结构没有刻画出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过程，即初级人力资本结构向高级人力资本结构的动态优化特征，因此，本文将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定义如下：通过调整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实现初级人力资本结构向高级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并保证不同层次人力资本之间能够有效匹配和互补，进而促进各类人力资本协同发展，以满足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需求。因此，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具有动态变化特征。

自1977年以来，为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教育的基础性作用，中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使中国的教育规模位于世界之最。高等教育作为高级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是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最后一环，因此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差异将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差异。本文计算结果显示，1998—2019年各省份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水平差异较大。例如，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个省份人力资本结构指数分别为19.72、19.19、18.70和17.79，而同期的云南、甘肃、贵州、青海四个省份人力资本结构指数分别为16.93、16.81、16.82和16.69。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高等教育人口比重，1999年实施了高校扩招政策。本文计算结果显示，1998—2019年中国人力资本结构指数呈现非平稳性增长趋势，2003年以前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2003年以后的。人力资本结构指数从1998年的17.16提高到2003年的17.30，随后开始快速增长到2019年的18.57(如图1所示)。从增长率看，1998—2003年年均增长率为0.16%，而2003—2019年年均增长率为0.44%。由此可知，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异质性，在时间上呈现出非平稳性。

对比图1可知，1998—2003年人力资本结构指数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城乡收入差距处于持续扩大的趋势。2003—2019年人力资本结构指数增长速度迅速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处于趋稳和下降态势。由此可初步判断，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一定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从初级人力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的优化是人力资本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表现形式。不同层级的人力资本具有不同的技能水平，技能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微观个体创造收入能力的高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提高个人收入。在初级人力资本阶段，初级人力资本占比较高，高级人力资本占比较低。由于高级人力资本相对稀缺，其很难从城市现代部门流向农村农业部门，高级人力资本主要集中于城市，导致城市经济发展较快，而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较低。此外，由于初级人力资本知识水平较低，其认知能力、创造能力均相对较低，市场竞争能力较弱，无法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较高的收入。由于较低的市场竞争能力，劳动者的流动性较低，使劳动者更多地局限于农村，导致农村地区滞留大量的低技能劳动者，不利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因此，在初级人力资本阶段，城市发展较快，农村发展较慢，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大。

在高级人力资本阶段，初级人力资本占比逐渐减少，高级人力资本占比不断提高并且其占比达到一定程度，此时由于高级人力资本相对充裕，部分高级人力资本会从城市转移至农村，加快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同时，由于农村大量初级人力资本不断向高级人力资本转变，知识水平不断提高，认知能力、创造能力也随之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不断增强，可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较高的收入，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15]。因此，在高级人力资本阶段，农村发展速度开始加快，从而有利于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综上所述，随着人力资本结构逐渐从初级人力资本结构向高级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升，导致劳动者具有更高的市场竞争力和创造着更高的收入，农村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进而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在空间上和行业间的流动性存在差异，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主要从如下两个方面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其一，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化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人力资本结构从初级向高级的优化过程，伴随着高级人力资本越来越多，会不断强化高级人力资本外部性效应，加速城市化进程。具体而言：一方面，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带来高级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必然伴随着初级人力资本比重的减少，高级人力资本比重的提高。高级人力资本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在知识溢出效应驱动下，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具有更高的空间集聚属性，进而可以提高劳动力所在城市的城市化水平[16]。另一方面，高级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又会吸引初级人力资本与之形成相适应的空间集聚。高级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往往更加注重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要求城市能够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私人订制式的服务[17]，进而增加对消费性服务的需求。而消费性服务需求的增加会提高对低级人力资本的需求，吸引低级人力资本流入城市，进一步推动城市化[18]。在相同的教育资源分布下，随着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初级人力资本通过教育优化为高级人力资本，进入城市获得更高的收入，同时城市规模的扩大也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初级人力资本流向城市，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高级人力资本和初级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推动城市化进程，引起农村人口逐渐减少，在农业生产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农村收入水平得到相应的提高，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据此提出假设2。

假设2：人力资本结构优化通过促进城市化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其二，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人力资本结构从初级向高级优化，伴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首先，会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带动一二三次产业技术进步，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其次，会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转移至非农业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最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推动分工链条延长，生产性服务逐渐从经济系统中分离出来并不断发展壮大，高级人力资本作为高技能劳动力往往更倾向于从事生产性服务业[19]，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中生产性服务占比不断提高。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可以推动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内部服务化水平提高。而产业结构升级又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低附加值的传统农业向高附加值的工业和服务业转变，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提供更高的工资水平，进而促进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又会出现工业反哺农业的现象，即现代工业部门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先进的技术，推动农业现代化，进而增加农业部门的收入。另外，服务业的深度发展，尤其是金融、咨询等现代服务业，能够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充裕的资金和更丰富的信息资源。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村地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体进行创业活动，带动农村地区致富。因此，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推动低附加值农业部门向高附加值非农业部门转变，实现工业反哺农业，服务业扶持农业，促进农村地区收入水平提升，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据此提出假设3。

假设3：人力资本结构优化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实证模型构建

首先，构建如下基准模型以考察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总效应。

λi+τt+ξi,t

(1)

式(1)中，被解释变量GAP表示城乡收入差距；HSTRUC表示人力资本结构优化；CONTROL代表相关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均实际GDP、对外开放度、国有企业占比、政府支出、人均教育支出、市场化水平和金融发展规模；λ、τ分别表示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ξ表示随机扰动项；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

(二)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两大机制是否存在，参考Baron & Kenny[20]的中介效应检验法，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γi+τt+ξi,t

(2)

GAPi,t=η0+η1HSTRUCi,t+η2MECHi,t+

(3)

式(2)考察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该公式中的被解释变量包括城市化(URB)和产业结构升级(INDSTRUC)。式(3)考察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中介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根据前文研究假设和中介效应模型可知，式(2)中的β1>0，表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式(3)中的η1<0且η1<α1，α值见公式(1)，表明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变量。同时，η2<0表明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GAP)。本文参照陈斌开、林毅夫[21]的方法，采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进行衡量。该值越大，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2.核心解释变量

人力资本结构优化(HSTRUC)。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是指人力资本结构由初级人力资本结构向高级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过程[3]。本文借鉴刘智勇等[3]的做法，以人力资本结构指数表征人力资本结构从初级向高级优化的过程。根据该方法计算得到的人力资本结构指数表明，当一个地区高等教育资源越丰富的时候，高级人力资本占比就越高，其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水平就越高。该指数既反映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占比情况，又体现了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占比的变化趋势。因此，人力资本结构指数综合反映了一个地区人力资本结构由初级人力资本结构向高级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水平。

3.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如下：(1)城市化(URB)。城市化采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整体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包括产业间和产业内两种，不仅表现为三次产业比重变化(即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还表现为服务业内部的生产转型[22]。因此，借鉴既有文献的做法，本文采用三种形式进行衡量。一是采用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指数(IND1)，该指数的计算公式为：其中，STRUCTUREi表示第i个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二是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占比(IND2)，借鉴干春晖等[23]的做法，用二三次产业比重之和来衡量，以反映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带来的人口结构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三是采用生产性服务业占比(IND3)，借鉴蔡海亚、徐盈之[24]的做法，利用金融业、房地产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产值占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进行衡量，以反映随着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分工裂变和迂回链条的延长，生产性服务业逐渐从消费性服务业分离而不断发展的情况。

4.控制变量

在研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文献中，一致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二次型的“U”型规律，即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规律[21]。因此，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人均实际GDP(PERGDP)和人均实际GDP平方项(PERGDP2)，实际GDP以1985年为基期。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进行衡量。国有企业占比(SOE)采用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占职工总人数的比重进行衡量。政府支出(GOV)采用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进行衡量。人均教育支出(EDU)采用教育支出除以总人口进行衡量。市场化水平(MARK)，采用市场化指数来衡量，根据樊纲指数给出的省级层面1997—2009年的市场化指数，并借鉴韦倩等[25]的做法，测算得到1998—2017年中国省级层面市场化指数。金融发展规模(FDS)采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之和除以GDP来衡量。

(四)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到的原始数据来源如下：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GDP、地区总人口、财政预算支出、教育支出、进出口总额、人民币汇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和工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地区存贷款余额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国有企业职工和总职工人数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8年以后的数据来源于2009—2018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比例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本文使用的受教育程度比例仅限于就业人员；非农人口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产业结构数据来源于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本文样本期间为1998—2017年，数据为30个省份共计600个观察样本，剔除了西藏样本。表1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城乡收入比来看，1998—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85倍，其中最大值可达到4.759倍。由此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大。从人力资本结构指数看，1998—2017年人力资本结构指数的均值为17.710，其中最大值可达到20.700。由此说明，人力资本结构从初级向高级优化的水平在不断提高。

四、实证结果

(一)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公式(1)对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估计，以验证假设1。表2汇报了基于公式(1)所得到的估计结果。表2中列(1)、列(2)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从估计结果来看，人力资本结构指数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结构指数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降低0.26个百分点。即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外，由于面板数据结构中包含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随机扰动项容易出现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问题，因此列(3)、列(4)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从估计结果来看，人力资本结构指数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人力资本结构指数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降低0.06个百分点。因此，综合表2的估计结果来看，在不同的模型设定下，人力资本结构指数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人力资本结构由初级人力资本结构向高级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假设1得到验证。因此，遵循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加快人力资本结构优化速度，可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

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均实际GDP及其平方项的估计系数表明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关系，该估计结果与既有文献的结论一致[21]。根据估计系数计算得到的拐点分别为1.85万元和1.96万元。2017年30个省份中人均实际GDP超过拐点值的省份有10个，分别是上海、北京、天津、山东、广东、江苏、浙江、福建、辽宁和内蒙古，说明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呈现出经济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现象。对外开放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提高具有同步性。国有企业比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国有企业占比的提高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提高具有同向性。金融发展规模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没有发挥预期效果。政府支出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府支出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人均教育支出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人均教育支出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市场化指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

(二)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基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

首先，替换城乡收入差距指标。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替换：一方面，虽然利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进行衡量是既有文献常用做法，但是由于其并没有考虑到城市和农村地区内部不同收入群组的差异，因此借鉴田卫民[26]的做法，采用基尼系数进行衡量以替换城乡收入之比，主要有三个基尼系数，即总体基尼系数、城市基尼系数和农村基尼系数。其估计结果如表3中列(1)～列(3)所示。从估计结果来看，在采用了考虑城市和农村地区内部不同收入群组之间的差异之后，依然可以发现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由于城乡收入比并没有考虑到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因此城乡收入比忽略城乡人口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收入结构变化[27]。利用考虑人口结构的泰尔指数替换城乡收入比，估计结果如表3中列(4)所示。从估计结果看，在考虑了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之后，依然表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其次，替换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指标。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利用公式计算得到的人力资本结构指数替代表2中的人力资本结构指数，x表示每一类人力资本比重。估计结果如表3中列(5)所示。另一方面，借鉴刘智勇等[3]的做法，利用公式HSTRUC2= 计算得到的人力资本结构指数替换表2中的人力资本结构指数，表示基期到t期人力资本结构变动中第i类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动水平。估计结果如表3中列(6)所示。由列(5)、列(6)的估计结果可知，在重新衡量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水平之后，依然表现出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因此，综合表3的估计结果可知，在重新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和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水平后，实证检验结果依然表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从而验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内生性检验

表 2 和表 3 的估计结果虽然证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抑制效应，但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有偏。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部分引入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前文指出，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水平和速度与地区教育资源的分布有关，采用教育资源的分布是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水平的一个潜在工具变量[28]。本文以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作为人力资本结构指数的工具变量，原因在于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满足相关性条件。高等教育资源越多的地区，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速度就越快，因此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差异决定着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水平的差异。在中国高校招生存在较为严重的地域分割现象，地方高校生源主要以本地生源为主，这样就强化了高校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的人力资本结构差异。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于1999年开始实施高校扩招政策，这一外生政策冲击增加了全社会高层次人才的供给。高校扩招政策还会带来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直接提高了区域高级人力资本比重，加快人力资本结构优化速度；第二，高等教育资源不均匀分布，导致高等教育资源越丰富的省份，人力资本结构优化速度就越快，扩大了区域间人力资本结构的差异。综上所述，高校资源分布和高校扩招这一外生政策的实施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高级人力资本的比重和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水平。因此，借鉴陈斌开、张川川[29]的做法，利用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来构建人力资本结构指数的工具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表4采用高校招生规模与高校扩招政策构建工具变量1，设为IV1，表5中列(1)～列(4)采用毕业生规模与高校扩招政策构建工具变量2，设为IV2，表中5列(5)～列(6)将IV1和IV2同时纳入。从表4和表5的估计结果来看，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估计值高度显著，统计量估计值显著大于10，表明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从表4和表5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可知，在考虑内生性偏误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依然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且估计系数明显提高，即人力资本结构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将降低0.50个百分点。利用表5中列(6)估计系数可计算得到，1998—2017年人力资本结构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将下降0.25个百分点。同理，以2017年北京与贵州样本为例，北京城乡收入差距比贵州城乡收入差距低27.36个百分点，而北京人力资本结构指数比贵州高17.17个百分点，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北京和贵州城乡收入差距差异的21%来自两地人力资本结构指数差异。由此说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十分重要。

综合表4和表5估计结果可知：一方面，高校扩招的实施，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显著促进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优化，进而形成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非平稳性。另一方面，高校扩招政策强化了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因此，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和高校扩招政策引起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水平的空间差异和时间突变是造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异质性和时间非平稳性的重要原因。

(四)中介效应检验

表6中列(1)是基于公式(1)进行估计所得的结果，获得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总效应。列(2)基于公式(2)的估计所得，以城市化为被解释变量，估计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显著地提高了非农人口比重，即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促进了城市化。列(3)基于公式(3)的估计所得，以城乡收入差距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力资本结构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和以城市化为中介变量。估计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和非农人口比重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且人力资本结构指数的估计系数小于列(1)的总效应，说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具有通过促进城市化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结构优化能够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计算，得到中介效应为0.150 9，约占总效应的45.11%。综合表6可知，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实现了农村地区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形成人口的空间集聚，促进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加快人力资本结构由初级向高级的优化，有助于推动城市化进程，充分发挥城市的规模效应和外部溢出效应，让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高农村部门的平均收入水平，继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

表7汇报了产业结构升级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列(1)、列(2)检验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指数的中介效应。列(1)的估计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显著促进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列(2)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指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且人力资本结构指数的估计系数小于表6中列(1)总效应的估计系数，说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计算，得到中介效应为0.032 2，约占总效应的9.62%。列(3)、列(4)检验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占比的中介效应。列(3)和列(4)的估计结果说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可以通过促进二三次产业的发展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计算，得到中介效应为0.036 8，约占总效应的11.00%。列(5)～列(6)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说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可以通过促进第三产业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转变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计算，得到中介效应为0.048 1，约占总效应的14.38%。从表7的结果可知，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个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中介效应依次递增，说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更倾向于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由此说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推动了二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二产业的发展可以通过反哺农业来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提高农业领域居民的收入，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最终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因此假设3得到验证。

(五)进一步检验

第一，人力资本结构由初级向高级的优化过程作为一种基本规律，其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是否存在长期效应。为此，表8中列(1)～列(4)分别考察了人力资本结构指数滞后1期、5期、10期和15期的估计系数。从估计系数来看，无论是滞后1期还是滞后15期，均表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本文还依次估计了人力资本结构指数的滞后1～19期，结果表明随着滞后期数的增加，人力资本结构指数估计系数逐渐提高。由此说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持续的长期效应。因此，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不仅可以在当期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而且也可以在长期发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第二，为了消除经济周期带来的经济变量的波动所引起的估计结果的不稳定，表8中列(5)采用各变量五年期的平均值进行估计，估计结果依然显著为负，且估计系数大小与基准回归结果中的估计系数差异微小，说明虽然经济周期带来相关经济变量的波动，但是由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长期效应，所以并没有显著地改变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

第三，为了考察四个直辖市和其他省份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表8中列(6)的估计结果表明区域差异微小，仅相差0.003 7个百分点，说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并不因空间、行政等级的差异而存在显著的差异，也不因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而存在差异，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一般性和广泛适用性。也即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异质性是由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水平的空间异质性造成的，而非由其他条件引起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程度的差异而产生的。

第四，为了考察2003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的显著性变化，表8中列(7)以2003年为节点时间，考察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两个时间段内的影响。结果表明，2003年之后人力资本结构指数的抑制效应提高了0.090 2个点，占基准检验中总效用的35%，说明2003年以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水平的快速提升确实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了更大的效应。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城乡收入差距的两个基本事实出发，以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为切入点，考察人力资本从初级向高级优化的过程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并以人力资本结构指数表征人力资本结构从初级向高级优化的特征。利用1998—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人力资本结构从初级向高级的优化过程能够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2)工具变量结果显示，高等教育资源与高校扩招政策对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产生显著的影响，上述变量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3)人力资本结构优化能够有效地推动农村地区农业人口转移至城市的非农部门，促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和农业人口的非农业化，加速城市化进程和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速度，继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4)相对于2003年以前，2003年以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

在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问题无法在短期内从根本上解决的情况下，以发展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教育的普及性和发挥教育的普惠性，有效提高农村地区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村地区劳动者的空间和产业部门的流动，转移农村和农业人口，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体而言：(1)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合理调整高等教育资源地区间分布，提高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化程度。(2)完善基础教育供给，加快落实12年义务教育，增加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供给。(3)推进城市化进程，尤其是发挥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外部溢出效应，以吸纳农村人口。进一步引导和合理规划大城市的发展，为大城市的发展松绑而非限制大城市发展，以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大城市就业、学习和生活。(4)利用产业结构升级以实现农村的发展与繁荣。通过政府财政的精准扶持促进农村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在农村地区引入城市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现代化服务业，如引入智能化技术、健全农村金融体系，为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外部援助。(5)通过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村人口的流出，同时发挥政府的有为作用，有序引导现代工业技术和服务流入农村地区，最终实现“人口流出”和“技术、服务流入”，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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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Structure Optimization: Based on Provincial-level Empirical Evidence

CHENG Rui1 & MA Lili2
(1. School of Economics/Urban-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127, China)

Abstract：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makes it imperative to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during the 1998-2017 period, this paper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n China’s urban-rural income gap. We came up with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The optimization of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from the elementary to the advanced can effectively reduce urban-rural income gap,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long duration and becomes more significant since 2003. (2) Thanks to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high-level human capital has been tremendously multiplied, which has much expedited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significantly narrowed urban-rural income gap. (3) The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has created channels for farmers to work in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in urban areas, which is conducive to narrowing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rough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Therefore,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the educational sphere. In particular,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 should be optimized, which is a long-term solution to urban-rural income gap.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higher education;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urban-rural income gap

doi:10.12085/j.issn.1009-6116.2022.03.010

引用格式：程锐，马莉莉.人力资本结构优化视角下的城乡收入差距——来自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7(3):113-126.

CHENG Rui, MA Lili.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based on provincial-level empirical evidence[J]. Journal of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2,37(3):113-126.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 6116(2022)03- 0113- 14

收稿日期： 2021- 06- 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比较优势视角下技能异质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21FYB018)。

作者简介：

程 锐(1990—)，男，湖北随州人，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企业家精神、国际贸易与高质量发展；

马莉莉(1977—)，女，江苏无锡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与经济转型。

(本文责编 王 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