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模式、路径及保障机制研究

当前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共同关注的首要问题。我国政府在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方面一直积极主动采取措施，持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大力倡导将节能环保产业作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郑重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前，“碳达峰碳中和”(简称“双碳”)已经纳入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并成为今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目标。

双碳目标的提出，为我国经济领域各个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戚聿东等[1]的研究指出，与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民营企业相比，具有“商业功能”“战略功能”“公益功能”等多元价值属性的国有企业，无疑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发挥着主力军和先锋队的作用。此外，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普遍应用，数字技术在助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如期实现我国双碳目标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我国双碳“1+N”政策体系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工业领域加快进行数字化战略变革。国有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2]，因而在数字化战略变革过程中也必然需要发挥引领和带头作用。尤其在当前我国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要实现从源头、过程到整体的全价值链节能减排，就必须要进行数字化战略变革。

然而，现有文献对我国在双碳目标下如何实现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缺乏应有的整合性研究。首先，尽管部分文献已考察了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的转变[3-4]，但就如何在双碳目标下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实现向节能降碳的数字化战略变革还有待更深层次的研究。其次，当前有关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模式划分视角相对单一，由于数字化战略变革不仅涉及产品、技术、商业模式等可见的价值创造，而且还会涉及隐性的、抽象的转型因素，比如企业的文化、使命、价值观以及愿景等，这就使得单一的数字化战略变革划分维度不能深刻展现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全貌。最后，目前有关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实现路径以及保障机制尚未明晰，已有研究从国家使命嵌入和国有企业分类视角得出了三种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模式[1]，尽管这项研究囊括了国有企业的所有门类和功能，但并没有聚焦双碳目标下对具有高耗能特征的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模式的探究。因此，还需进一步基于我国当前双碳目标来考察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模式选择、实现路径与保障机制。

二、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模式选择

有学者提出，双碳将成为继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云计算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工业革命，预示着第五次工业革命的到来[5]。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政策，对我国推动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以及经济社会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等提出一系列要求，是党中央在新发展格局下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宏伟目标的实现。

(一)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手段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战略定位、历史使命和改革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举措明确提出，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①。首先，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国有企业来说，其在推动国家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不仅有利于国家使命与国有企业功能使命的有效衔接，更诠释了国有企业在践行国家战略中的使命担当。其次，从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不同行业的碳排放总量来看，其所涉及的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电力、航空等八大重点行业每年排放二氧化碳的总量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70%以上，国有企业无疑需要承担更大责任。最后，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看，由于民营企业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要落实双碳目标就意味着它们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绿色低碳转型，它们相对动力不足，约束力不够，此时更需要国有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因此，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国有企业必然成为实现双碳的排头兵和先行者。

国务院国资委印发的《关于推进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国有企业必须严控高耗能排放，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努力控制并逐步降低碳排放总量，同时要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加大对节能和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②。因此，通过将国有企业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深度融合的方式，数字化战略变革将成为国有企业积极践行双碳战略的有益探索，是国有企业助力实现国家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

(二)基于绿色低碳技术—数字技术赋能视角的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模式

数字化战略变革通常指的是企业将信息通信技术、数据核算技术、部门沟通技术和数字连接技术有效贯穿于企业各类经营活动中以进行组织战略变革的过程[6]。这一概念尽管提出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两个本质——数字技术和作用对象，但对于数字技术如何应用在企业细分领域并没有做详细的划分。在此基础上，后续学者对数字化战略变革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他们认为数字化战略变革要将数字技术与企业创新战略深度融合，通过学习、创新、整合多种数字化技术，使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运营、管理、商业模式、业务流程以及企业生态系统等产生数字化情境演变[7-8]，从而增强企业运营的效率提升能力、价值创新能力和抗风险能力[9-11]。

在我国双碳目标提出之前，学者认为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模式主要依赖于数字化资源投入和组织适应性。比如，Cennamo et al.[12]的研究在将数字化资源投入作为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必要措施的同时，还将组织因素纳入影响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框架当中；Gobble[13]则单方面研究了组织适应性在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中的突出作用；Bjõrkdahl[14]从26家制造型企业的案例中发现企业的数字化资源投入和组织适应性对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王永贵、汪淋淋[15]就从数字化资源投入和组织适应性两个维度识别出了四种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模式，并将每一种转型模式与企业转型战略进行了匹配；陈剑等[10]从数字化赋能角度来考察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认为数字化战略变革涉及数字化技术水平和数字化运营范围两个维度，主张通过将多种数字技术应用于企业的运营管理过程来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双碳目标的提出，对国有企业如何有效实施数字化战略变革提出新的挑战。时代背景和企业主体的变化使得数字技术在赋能国有企业价值创造的同时，还要在开发清洁能源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绿色低碳技术科技攻关和创新应用的研发力度。鉴于此，本文从数字技术赋能和绿色低碳技术两个维度，将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模式划分为四种不同的模式类型——低碳产品优化型、低碳流程变革型、数据资源主导型和数字生态导向型，如图1所示。其中，数字技术赋能维度指的是国有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通过使用数字技术而使得企业管理各方面效率提升的程度，数字技术赋能维度越往右，代表数字技术嵌入国有企业的程度越深；绿色低碳技术维度主要涉及绿色低碳利用和绿色低碳探索两方面。其中，绿色低碳利用指的是企业通过提升工艺和改进设备等传统技术来降低碳排放量，主要包括减少能耗，采用硫、碳一体化脱除技术以及清洁能源替代技术等；而绿色低碳探索指的是企业对原有绿色低碳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即推动高能效、资源循环利用、零碳能源、负排放等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性技术的研发创新和应用推广。比如，在北京冬奥会上，我国首次利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膨全热回收制冰技术，实现用二氧化碳替代氟利昂制冰，一方面降低了氟利昂在使用过程中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将二氧化碳变废为宝。该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环保的制冰技术，碳排放值趋近于零，且制冰能效大幅提升。

1.“低碳产品优化型”战略变革

当某些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数字技术赋能程度较低，且在落实双碳目标过程中依旧通过采取降低单位产品能耗、在能源原材料上采取脱硫脱碳技术以及积极寻求能源替代技术等传统绿色低碳技术来减少碳排放量时，将这类国有企业的变革模式称为“低碳产品优化型”战略变革。这类国有企业往往管理粗放、效率低下、浪费现象严重等，常见于组织惯性较大、业务范围往往涉及传统领域的建筑类国有企业，盈利模式仍旧是依靠传统要素驱动，即企业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各种资源的投入和大规模的投资[16]。根据《2021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指数与方法路径白皮书》，我国建筑类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指数仅为34.79，明显低于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平均指数(40.83)。由此可见，建筑类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整体目前处于起步阶段，数字化赋能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在当前我国双碳目标下建筑类国有企业还处在传统的绿色降碳技术的利用阶段，在建造方式上大多仅涉及工艺改进和设备优化，而对绿色降碳技术的突破性创新研发投入还存在差距。不过这类国有企业具有较大的成长潜力空间，需要结合所在行业规律和自身商业模式特点，从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切入，加快整体数字化战略变革步伐。

2.“低碳流程变革型”战略变革

当某些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数字技术赋能程度较低，而在落实双碳过程中该行业注重对绿色低碳技术的探索性挖掘时，将这类国有企业的变革模式称为“低碳流程变革型”战略变革。这里的流程变革指的是国有企业对当前传统降碳技术的再创新，因此流程变革型国有企业往往代表的是组织学习的高阶演进，采取这种数字化战略变革的国有企业多属于碳排放集中行业，主要包括来自化石燃料燃烧、工艺生产过程中的化学反应产生的二氧化碳，是目前我国“减碳”目标的主战场，具体涉及我国的煤炭、发电以及电力供应等能源行业。据2021年《人民日报》发布的消息，能源行业中国有企业的碳排放量约占碳排放总量的80%。对于这类国有企业来说，巨大的碳排放量贯穿了企业整个经营活动的始终，使得仅依靠传统的降碳低碳技术不足以扭转企业的高耗能状态。因此，能源型国有企业今后转型的重点是要加大对绿色低碳技术的探索性创新，比如电解法炼钢技术就摆脱了煤炭燃烧来炼钢的传统性做法，使得炼钢不再排放二氧化碳，实现了传统炼钢技术向绿色低碳技术的转型。此外，以电力、煤炭等为代表的能源行业中，其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指数为35.81，同样明显低于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指数总体平均标准，接近70%的发电类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指数在40以下，说明能源类国有企业目前同样处于数字化战略变革的初步探索阶段。不过这类企业近些年也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效，比如以业务需求为突破口来带动企业数字技术应用，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加大对石化化工产品和工艺的改进和研发，提高化石燃料的利用效率，从源头上减少了碳排放。

3.“数据资源主导型”战略变革

当某些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数字技术赋能程度比较高，而在践行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应用方面的积极性不高时，将这类国有企业的变革模式统称为“数据资源主导型”战略变革。相比于其他类型国有企业，这类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碳排放总体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在数字化战略变革过程中，它们往往容易忽略将双碳目标作为企业整体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而在数字技术赋能维度，这类国有企业对于公司的数字化战略变革普遍具有强烈的内生动力和系统布局。具有上述特征的国有企业主要涉及通信行业、文化旅游行业等(数字化战略变革指数为51.76)，比如中国移动公司、中国联通公司、四大国有银行以及中国旅游集团等国有企业，其数字化战略变革发展水平整体上较高。在这类国有企业的运营过程中，各个职能部门所产生的各类数据将成为其新的生产要素和进入生产系统的新变量，并且企业在发展路径上具有明显的数据资源导向，可以说数据资源是驱动这些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核心要素。然而，尽管这些国有企业具有与生俱来的数字化基因，且数字技术赋能程度高，但近些年这类国有企业却忽视了对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性研发，使得自身的碳排放规模持续增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字碳中和白皮书》显示，2012—2017年我国信息通信业的碳排放总量涨幅高达61%，为所有经济部门之最③。比如，尽管5G技术的数据发送量是现在4G的18倍，但在5G基站建设中，其能耗则是现在4G的4～9倍。因此，上述类型的国有企业未来在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的同时，要格外注重自身的节能和能效水平，实现数字技术与绿色低碳的深度融合。

4.“数字生态导向型”战略变革

当某些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数字技术赋能程度较高，并且在落实双碳过程中采用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程度高时，将这类国有企业的变革模式称为“数字生态导向型”战略变革。根据肖红军[17]提出的我国国有企业的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要考虑分类分层转型战略的建议，由于这类企业通常以市场需求为中心，不仅注重数字技术赋能企业运营各个环节中的突出作用，而且还特别注重探索新型绿色低碳技术，并将其应用到企业的商业生态、业务流程与管理以及商业模式当中，从而构建国有企业的数字生态化系统。焦豪等[18]认为数字生态化是指企业将内部数据资源与生态系统中的各主体基础设施层、数据资源层和业务应用层相关联，进而不断进行再造和优化的过程。目前，构建数字生态系统较为成熟的多以大型制造业国有企业为主。具体而言，由于它们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流程、技术工艺和供应链高度复杂，单位产品的能耗和碳排放量较多，产品生产周期较长且企业管控难度大，因此这类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利用数字技术以打造设计制造一体化、生产加工精细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供应链协同和个性化定制等一系列数字化场景，其数字化战略变革指数高于行业平均指数标准。此外，由于制造类国有企业与能源类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存在高度重合，因此在双碳目标下，这些企业只有改变以往依赖资源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工业碳减排，具体包括产品工艺创新、生产过程管控、经营管理模式、运维与服务、多环节协同创新、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从而实现制造业国有企业向数字化、网络化、低碳化和节能化的绿色生态转型。由此可见，制造类国有企业未来数字化战略变革的关键是要构建数字生态系统，从而真正实现数字生态的双碳目标。

三、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实现路径探析

目前，不同行业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呈现出差异化特征。首先，对于中建、中铁、中交等大型建筑类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它们属于传统行业，负责具体项目的施工建造，而不涉及高能耗产品的生产，因此无论是数字技术赋能程度，还是企业的碳排放量均相对处于较低水平。其次，有关石油、钢铁、化工等能源类国有企业，重点关注如何降碳、脱碳、负碳等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创新，而对于自身的数字化战略变革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再次，对于通信业、银行业以及文旅行业的国有企业来说，由于这类企业的碳排放量很少，因而更加注重数字技术在提升服务质量和客户体验方面的作用等。最后，大型制造业国有企业由于涉及领域广泛，且面临着较大的碳排放压力，因而其数字化战略变革程度和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动力均处在较高水平，需要建立涵盖目标企业上下游的绿色制造供应链体系推动整个行业的转型升级。接下来，本文在上述国有企业四种数字化战略变革模式的基础上，分别遴选出四类特色鲜明的国有企业来具体阐述其数字化战略变革路径。

(一)明确数字技术赋能和绿色低碳创新协同发展

建筑类国有企业作为老牌传统企业，其数字化战略变革指数相对较低，这类国有企业需要走数字技术与绿色低碳深度融合发展的道路，利用数字技术来减少重点碳排放领域的能源与资源消耗，促进国有企业在传统产业领域的能源优化、成本优化、风险预知及决策控制，从而最终实现其节能降本提质增效目标。例如，基于5G技术可以赋能每个碳生产单元，使其变得可感知可通信可连接可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则可以在碳排放领域变革决策模式，实现企业智能化决策；云计算技术推动数据向绿色低碳技术领域的渗透和应用；大数据作为企业的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可以帮助企业基于降碳领域的海量数据来有效利用数据资源，发挥数据价值以实现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

中建五局作为一家以完全竞争性的建筑业和地产业为核心业务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自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面对疫情冲击，尽管公司的业务增长呈现总体下滑趋势，但集团上下并未停止其数字化战略变革进程，为贯彻落实集团“一创五强”的发展战略，中建五局坚持用信息化重塑管理流程，以引领转型升级、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使命，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在企业各个流程中的应用，推动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不断前进。

在绿色低碳领域，中建五局积极探索节能建筑设计方案，通过选择低能耗的建筑材料和技术，来助力建筑节能设计施工；此外，中建五局还基于数字技术不断推动传统建筑向绿色智慧建筑的转变，即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将建筑物的结构、系统、服务和管理根据降碳要求进行改进和优化。比如，中建五局在对某园区的能源系统和楼宇布局进行智能化改造时，通过加装峰值功率为340 kWp的光伏发电系统，使园区每年的碳排放量大幅减少，满足了低碳建筑或近零碳建筑的要求，为实现建筑双碳目标提供了有效途径。因此，在双碳目标下，未来我国建筑类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道路可以依赖数字技术赋能行业减排与绿色低碳创新协同发展。

(二)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的能源行业碳减排

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是控制碳排放，能源行业的矿石燃烧是我国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源。由于能源行业在碳减排任务面前面临着很大压力，因此这类企业相较于自身的数字化战略变革，更倾向于将企业重心放在降碳、脱碳、负碳等低碳技术的创新和研发上。通常，能源行业具有产业链长、生产工艺复杂、种类繁多、细分产业间联系紧密等特点，往往对生产设备有较高的要求，这使得能源行业的信息化和自动化水平水涨船高。因此，借助数字技术加深能源行业碳减排来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生产工艺与流程，力争在绿色低碳技术层面上取得突破性创新。此外，基于数字技术所构建的能源产品、原材料电商平台，可以缩短采购过程，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国家电网公司在落实双碳目标的过程中，一方面，全力推动新能源发展，提高清洁能源供给，在减少传统火力发电的基础上，加快抽水蓄能电站、风力发电站和太阳能发电站的建设步伐。另一方面，国家电网公司在提升清洁能源消纳能力的同时，还加大对大容量高电压风电机组、光伏逆变器等绿色降碳技术以及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等前沿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加快大容量、高密度、高安全、低成本储能装置研制等。

尽管能源类国有企业在能源技术创新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但在数字经济时代，公司的数字技术赋能程度还较低，其数字化战略变革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鉴于数字技术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国家电网公司通过利用数字技术来赋能电网智能化运行，提升了公司的智能调度、智慧运检和智慧客户服务水平。此外，由于电网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海量数据，国家电网公司通过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进而从大量的实际运行数据中提取出隐含的有价值的数据，通过数据挖掘最终实现复杂数据的可视化呈现。最后，国家电网公司还基于物联网技术实现了对电网线路监控、设备巡检及电网设备的实时管控，提高了公司对设备发生故障的响应速度。因此，在双碳目标下，未来我国能源类国有企业要在已有的先进低碳技术基础上，着力提高企业的数字技术赋能能力水平，不断丰富数字技术助力能源行业碳减排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早日实现能源行业的双碳目标。

(三)探索绿色低碳创新的文旅产业转型方式

具有数据资源主导型特征的国有企业，多以服务行业的国有企业为主。这类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赋能程度往往较高，数字化战略变革过程中所包含的资源、创新、商业生态、业务流程与管理以及商业模式等要素均受到了数字技术的深刻影响[19-20]。服务类国有企业由于其自身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在减碳技术上更多采用的是传统降碳技术，而对于创新型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还有待提高。

当前文旅产业数字化战略变革主要是利用数字技术渗透到文旅消费场景，从而降低文旅产品的成本。需要在精准营销、智慧管理与集成服务上采用数字化营销、数字化管理和数字化服务；在产业布局上要最大化开发数字文化资源，不断促进数字技术赋能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在文旅消费文化上倡导绿色可持续的消费理念、方式和内容，逐步形成可持续的绿色生产与供给结构。

华侨城集团作为我国文旅产业领域的标杆企业，相继启动了“智慧华侨城”“文化+旅游+城镇化”“旅游+互联网+金融”等发展战略，利用数字技术获得数字营销体验和构建数字营销渠道。依托智云平台、花橙旅游官方商城和慧眼大数据平台组成的智云慧眼旅游服务管理体系，不仅可以实现产品、服务与游客需求的精准对接，而且还可以对游客体验和服务品质进行分析。经过多年的数字化建设，华侨城集团在管理决策方式上实现了由以往的经验驱动型向数据驱动主导型方式的转变，在商业模式上已从传统空间运营商转变为文旅融合的整合运营商和集成商[1]。

在国家低碳战略背景下，服务类国有企业还处于绿色低碳利用阶段，未来在数字化战略变革过程中，这类企业需加大探索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华侨城集团是我国文旅产业走低碳发展道路的主导力量，需要承担示范引领作用并作出低碳化发展方向的选择。为了推动全行业的低碳发展，华侨城集团通过与深圳龙岗区政府签订“华侨城国际低碳示范城”项目，该项目建设过程中充分展示了“文化+旅游+城镇化”的发展理念，将人文低碳基因植入片区规划、环境提升、人文景点等多个方面，从而为深圳国际低碳城本土产业战略变革升级、外部高端产业资源导入和绿色低碳差异孵化提供重要平台。华侨城集团的“以人为中心，以近零碳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建成低碳可持续社区生活场景，探索低碳可持续社区治理模式”，在2021年可持续发展峰会上获得可持续发展创新类大奖。由此可见，在双碳目标下，未来我国服务类国有企业应该在已有高水平数字化战略变革的基础上，重点开展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以减少碳排放量。

(四)建立涵盖目标企业上下游的绿色制造供应链体系

数字生态导向型国有企业在数字技术赋能程度和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水平两个维度上均处在较高水平，这类数字化战略变革模式往往适用于正面临产业结构升级、产能过剩、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等诸多问题的制造类国有企业。

尽管这类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如一些高管认为在整个企业范围内很难依靠数字技术赋能来实现企业的创新和突破性发展。因此，需要以数字技术作为新发展动能，加大对上下游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的整合，进而不断推动信息、技术、产能等精准配置与高效对接。在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所构建的供应链将不再是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单一衔接或单向资源流动，而是向着更加多元复杂且能够涵盖企业上下游全过程、全环节的绿色制造供应链体系转变。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在数字化战略变革初期就提出构筑“数字航空”的战略格局，通过产品数字化表达、制造、设计与虚拟试验，全周期数据管理，全业务领域数字化贯通等途径加快推动航空工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以满足用数字航空来承接数字中国和数字央企的建设要求。在国家双碳目标下，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始终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首先，大力开展航空科技创新，注重把握航空绿色发展的前沿技术和产业方向，并将其作为公司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不断减少碳排放量，降低飞机飞行噪声，减轻飞机重量。其次，中航工业集团未来将重点研究低碳环保的先进民用飞机，充分利用空中资源来解决人口众多、交通拥堵等问题，探寻一种比现有传统交通方式更绿色、更低碳的交通运输方式。最后，中航工业集团还尝试将航空技术拓展到其他一些领域中，以带动整个产业向更环保、更绿色的方向发展。比如，中航工业集团将航空技术应用于锂电池生产的核心技术当中，并已制造出一整套的自动化生产设备。中航工业集团通过从以上三个方面发力，推动我国航空装备产业链与绿色制造供应链的协同发展。

四、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保障机制

数字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是落实国家双碳目标，实现绿色转型的必由之路，绿色低碳发展必将成为国有企业今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然而，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很多企业尚处在摸索和学习阶段。此外，与降低碳排放量相关的关键技术尚未展现出足够的可行性，碳减排技术瓶颈仍有待突破。因此，迫切需要一系列保障措施来确保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从而为实现双碳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一)探索以“数字人”为主体的双碳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

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双碳目标往往通过社会分工来实现。让专业的人才和机构来为有需要的企业服务，不仅可以大大降低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过程中的运营成本，而且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创新水平。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进程中，先后经历了科学管理理论的“经济人”、行为科学学派的“社会人”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人”等阶段。在当今数字经济时代，需要建立完善以“数字人”为主体的双碳数字化人才保障机制。双碳数字化人才是指服务于企业双碳战略的具备数字技术专业技能和补充技能的人才。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双碳目标的落地实施，数字化人才成为影响我国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重要因素。

在双碳数字化人才培养过程中，首先，可以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强化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人才输送对接方式，企业提供技术、资金和教学平台，既满足了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也有利于高校对教育教学改革举措的探索，从而建立立体全方位的合作模式。其次，要建立能够适应双碳数字化人才培育的学习地图，按照人才能力等级来建设公平合理、划分明确、路径清晰的晋升渠道，并在此过程中对双碳数字化人才进行持续的跟进和监督。最后，瞄准双碳战略，在国家层面上要出台优惠政策来吸引和聚焦一批清洁能源、绿色低碳领域的海内外数字化人才和创新团队，同时，作为高端人才培养的摇篮，高校要大力推进“新工科”建设，加快培养大批能源领域急需紧缺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为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打造人才梯队。综上，国有企业在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转型时，要高度重视探索以“数字人”为主体的双碳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大对既懂技术又懂业务、兼具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意识的数字化人才培养力度。

(二)打造适应新管理情境的数字化动态能力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和竞争环境变得越发不确定和动荡，尤其对于兼具经济属性、战略属性和公益属性的国有企业来说，必须根据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来快速响应市场环境和识别潜在的市场机会，即增强自身的动态能力水平[21]。目前，动态能力已成为企业在复杂动荡环境中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在研究企业如何来构建自身竞争优势的早期阶段，资源基础观从企业资源和资产两个方面来对企业竞争优势来源进行了探索[22]，然而这种观点是建立在企业资源异质性和不可流动性的假设之上，属于典型的静态分析视角。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了应对企业面临的更加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学者们开始从演化机制视角考察动态能力理论在指导企业获取竞争优势过程中的作用[23-25]。近些年，随着数字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蓬勃发展，需要国有企业具备更高层次的组织能力，即数字化动态能力[26]。

在打造适应新管理情境的数字化动态能力上，要分阶段合理利用数字技术来增强企业的动态能力，在企业蓄能阶段要不断增强其数字化组织能力，在企业育能阶段要不断增强其数字化运营能力，而在企业赋能阶段，则要构建其数字化共创能力[27]。此外，鉴于数字经济时代所呈现的适度变化与高度动荡并存的环境特征，国有企业要厘清跨组织异质性资源在构建数字化动态能力中的基础性作用。具体而言，借助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国有企业形成合作创新能力和协同变革能力，从而最终实现从跨组织异质性资源到跨组织数字动态能力的构建[28]。尤其在当前国家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亟须借助自身的数字化动态能力来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在企业运营过程中的创新应用，从而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

(三)构建以数据中台为支撑的数字化组织结构

传统工业时期的组织结构如同金字塔般具有严格的垂直化、科层制、等级制等特点。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企业之间、顾客之间以及企业与顾客之间的边界开始变得日益模糊。按照Chandler[29]所阐述的“战略决定结构，结构追随战略”的原则，国有企业在进行数字化战略变革的同时，需要对其组织结构进行重构，建立一套能够融合新老模式，整合分散在各个孤岛上的数据，以快速形成具有数据服务能力的数字化组织结构，从而为国有企业优化经营决策、精细化运营提供支撑，而这套迫切需要企业架构的数字化组织结构就是“数据中台”。

数据中台是指企业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对既有或新建数字化系统业务与数据的可视化，是实现数据赋能新业务、新应用的支撑性平台。构建以数据中台为支撑的数字化组织结构，要坚持把数据中台看作是整个企业各个业务所需数据服务的提供方，并通过自身的平台能力和业务对数据的不断滋养(业务数据化)，从而最终形成一套高效可靠的数据资产体系和数据服务能力(数据资产化和数据服务化)。当外部市场出现变动时，企业数据中台可以迅速提供市场上的变动数据，从而敏锐地捕捉到企业的创新点。未来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从数据中台的技术体系、数据体系、服务体系和运营体系四个方面的建设来构建起数字化组织结构的整体框架。为积极响应我国提出的双碳目标，国有企业可以建立碳中和能源数字化管理平台，通过数据可视化来管理每一瓦能量与每一克碳排放。比如，建立围绕“物”“场”“人”交互的“碳中台”，通过提供完整的碳计量能力与分析、碳排放指标管理，在技术节能的基础上同时完成管理节能。

(四)建设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绿色数字化生态系统

数字化生态系统是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和个人等社会经济主体通过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等技术，进行连接、沟通、互动与交易等活动，形成围绕数据流动循环、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当前对数字化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是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切入考察，认为该系统主要由企业股东、数字要素的供应商、公司员工、数字要素的使用者以及第三方数据服务商构成，并且能够通过数字化交互技术将一组互联的多方数据资源融合为一个整体来提升系统效能、促进信息分享、增进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以及系统创新[30-31]。比如，关于数字化生态系统中所包含的“复杂利益相关者网络”，国有企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来实现网络内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在线互联，并以加快企业价值创造的方式进行数字化交互和战略变革。然而，尽管数字化生态系统涉及了利益相关者这一部分内容，但对于如何在当前我国倡导绿色低碳发展的背景下构建绿色数字化生态系统还缺少系统性研究。

建设绿色数字化生态系统意味着生态系统绿色化和数字化之间不是平行向前发展的两方势力，而是二者之间存在协同演进关系：以数字化引领绿色化，以绿色化带动数字化。国有企业只有通过在绿色化和数字化之间循环往复及相互作用，才能实现绿色数字化生态系统向更高层次演化。此外，由于绿色化和数字化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为了进一步激活绿色生态系统与数字化的协同发展效能，需要进一步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以及区块链技术在传统生产部门中的应用，以支撑产品生产过程的低碳化、数据化和智能化。

综上，建设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绿色数字化生态系统，就是要将当前我国落实双碳目标的具体措施嵌入国有企业数字化生态系统中的各个方面，实现低碳环保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即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积极开展涉及利益相关者在管理节点、单位节点、企业节点上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通过数字技术特性，突破信息壁垒，确保数据的可信流通，从而形成基于数字技术的低碳环保解决方案，以建立绿色低碳的数字化生态系统。

五、结论与展望

(一)双碳目标下我国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理论模型

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数字经济发展与国有企业战略变革深度融合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尤其在国家大力倡导双碳背景下，如何实现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已经成为我国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

首先，从国有企业的战略使命担当、碳排放角色定位、绿色低碳示范引领以及国有企业所有制性质等角度系统阐述国有企业在落实国家双碳目标所扮演排头兵和先行者的内在动力；接着强调了数字技术在国有企业实施节能环保和绿色低碳方面的突出作用，使得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成为实现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其次，本文基于绿色低碳技术、数字技术赋能两个维度，构建了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四种模式：低碳产品优化型、低碳流程变革型、数据资源主导型和数字生态导向型。其中，低碳产品优化型模式下，数字技术赋能程度较低，主要采用绿色低碳技术利用来完善和优化已有产品和服务；低碳流程变革型模式下，尽管数字技术赋能程度较低，但其注重对绿色低碳技术的探索性创新；数据资源主导型模式下，数字技术赋能程度往往高于以上两类数字化战略变革模式，但在践行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应用方面发展较为有限；数字生态导向型模式下，具有数字技术赋能程度高且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性强等特点。随后，针对上述四种数字化战略变革模式，结合不同行业领域的国有企业自身发展趋势，本文分别遴选出中建五局、国家电网、华侨城集团和中航工业集团四家具有鲜明特色的国有企业来具体阐述数字化战略变革路径。最后，本研究提出确保国有企业成功实施数字化战略变革的保障机制：探索以“数字人”为主体的双碳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打造适应新管理情境的数字化动态能力、构建以数据中台为支撑的数字化组织结构、建设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绿色数字化生态系统。

(二)不同情境下企业战略变革的比较

基于以上对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总结分析，与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传统的战略变革等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从变革动因、变革模式、实现路径以及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延伸和拓展了战略变革理论，如表1所示。

在变革动因方面，企业实施战略变革的最大驱动力源自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组织文化、使命和价值观、经济发展状况、商业模式、政策和法律、竞争规则等方面的变化。此外，企业高管自身所具备的风险承担意识和善于变革的领导特质也是企业实施战略变革的重要动力之一[32-33]。在数字情境下，数字技术与企业战略之间实现了深度融合，因此企业实施数字化战略变革是其适应互联网时代和智能时代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实施数字化战略变革的前提。基于数字技术可以实现企业的精准运营，加快传统企业在产品设计、研发、生产、运营、管理、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变革与重构。而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更多的是从双碳这一国家战略和使命来设计实施的，由于国有企业的“经济性”“公益性”“战略性”等多元价值属性，因此，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动因除了内外部环境因素外，更多是依照国家需要来进行战略变革。

在变革模式上，传统战略变革模式按照变革程度和速度可分为激进式变革和渐进式变革，在此基础上，根据组织管理层对待变革的积极和消极态度，可将战略变革划分为协调、计划、接受、迫使四类模式。在数字化情境下，数字化战略变革主要基于数字化情境并按照战略变革的深度(涉及对竞争环境进行研判来确定变革幅度)、广度(需要确定变革内容的优先级)以及企业自身所具备的数字化能力水平进行划分。本文进一步引入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模式，从数字技术赋能、绿色低碳技术两个维度，将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划分为低碳产品优化型、低碳流程变革型、数据资源主导型和数字生态导向型四种模式。

在实现路径上，传统企业一般通过调整企业发展理念、重新定位企业战略和重塑组织结构等路径来实现组织的战略变革。此外，邱国栋等[34]基于华为“极限生存假设”下的“备胎转正”过程，将传统上的“二元”(探索和利用)路径上升到“三元”(增加了战略预见)，是对现有企业战略变革实现路径新的探索。在数字化情境下，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核心路径主要是加快基于数字技术和数字化资源的新型能力建设，即通过深化应用新一代数字技术来赋能业务加速创新转型，用新动能替代传统动能，从而不断提高企业的数字化生存和发展能力。本文进一步提出在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的四种数字化战略变革路径，并最终聚焦于建立涵盖绿色产业链上下游的数字化生态系统来实现其数字化战略变革。

在保障机制上，企业的战略变革要始终确保企业与其内外部环境相适应，要有充足的资金来保障企业战略变革的顺利实施，同时要有一支敢于创新和承担风险的高管团队做支撑。在数字化情境下，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尚处于探索和学习阶段，可以通过建立适应数字化战略变革的组织架构、健全新型数字化人才培养机制、培育适应数字化情境的企业文化以及加强网络安全和数字治理体系建设等途径来保障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本文在此基础上探索以“数字人”为主体的双碳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打造国有企业的数字化动态能力、构建企业的数字化组织结构以及建设国有企业的绿色数字化生态系统，从而为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保障机制提供了有益指导。

(三)研究展望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变革。同时，我国的民营企业数量众多，行业布局广泛，在人才、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较为多样化。因此，未来可以关注我国民营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战略变革来实现双碳目标，进而不断丰富现有研究。此外，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保障机制不仅体现在数字化人才、数字化动态能力、数字化组织结构以及数字化生态系统上，还会涉及数字化领导力、数字化企业文化和数据治理体系等诸多要素的无缝衔接。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多视角、多层面和多方位来继续探索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在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保障机制。

①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开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新局面，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11/c_1119697415.htm。

②关于推进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指导意见，http:∥www.sasac.gov.cn/n2588035/c22499825/content.html。

③中国信通院.数字碳中和白皮书(2021)，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112/t20211220_3943 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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