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集中对我国发展作出部署，作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重大决策。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党中央力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后蕴藏诸多内在逻辑，与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相比，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新的趋势特征。正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向，是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需要不断丰富和拓展的重大课题。
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到党的十九大，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经济建设成就显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站在这一历史方位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蕴藏科学的内在逻辑。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经济发展也应相应地出现变化。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从这两次重要会议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可以看出，经济发展高速度、大规模，是当时急需的条件，即需要通过加速发展，加快提高社会生产力，提高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能力。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生产能力，基本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某种程度上看，党的八大和十一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将发生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人民的需要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体现在“美好”的质量上，过去高速度、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已然无法完全适应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因而党中央主动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世界经济史证明了一个规律：科学技术革命决定产业革命的兴起与发展，进而决定了世界各国经济地位，而经济地位与国家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与影响直接挂钩。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进入大变革、大变局时期，我国面临的发展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从有利的因素看，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并带来产业变革，各国都在抓紧布局，志在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塑造新的竞争优势。从不利的因素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黑天鹅”“灰犀牛”等事件频发，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仍未消除，不少国家和许多跨国公司都在考虑或已经实施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全力稳固已有的经济地位。从自身的因素看，挑战和机遇并存。挑战在于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这是未来需要加以改善和解决的问题。机遇在于我国具备良好的经济实力、物质基础和市场空间等，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得天独厚的条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不能固守原有的发展模式，而是要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既可以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力量，又可以消除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利影响，还可以发挥自身优势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向中国人民发出了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号召。党的十九大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全面部署，并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设定了两个具体的发展阶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如期完成。下一步，便是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新时代的发展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从单一现代化走向全面高质量现代化[3]。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贯彻新发展理念，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成为发展的底色；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发展态势，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筑坚实的基础。
我国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来源于要素投入，高投入的同时也带来了高能耗、高污染，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可持续发展都产生巨大挑战。从土地资源看，伴随着城市化迅速发展与城镇规模的持续扩大，尽管有18亿亩耕地红线，但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可用于城镇化的土地供给空间不断减少，土地资源持续吃紧。从能源供给看，我国对能源需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不断攀升，能源消费总量飞速增长，原油、原煤、天然气、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供给制约因素加剧，能源供给存在结构性短缺，并且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能源安全问题日益显著。从生态环境看，我国一度面临着复杂严重的环境问题，水污染、土地污染、空气污染直接威胁到居民生存环境和身体健康。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能源、废水排放量等主要指标还有较大差距。从人力资源看，虽然我国的劳动人口总量依然庞大，但是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达14.2%，远远超过国际通行的7%的老龄化社会标准。与此同时，15～64岁人口在2013年达到10.1亿人的峰值，此后便一路下降，到2020年为9.69亿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劳动力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逐渐减少，过去依赖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越来越小，“人口红利”呈现下降趋势。
经济高速增长更多强调速度，与之相比，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多强调质量，具体呈现出如下几个趋势性特征。
规模速度型发展主要依赖规模投入，属于粗放型的增长，而高质量发展阶段，则追求质量效率，属于集约型增长。
从负面教训看，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不可持续。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墨西哥、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国家人均GDP持续在1万美元附近徘徊，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究其原因，除了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发展不公平外，依赖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未能及时优化升级发展模式也是重要原因[4]。20世纪80年代前，国际资本流向许多拉美国家，拉美国家的农村人口也向城市流动，借助资本和人口等要素的规模投入，拉美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国际资本撤离，人口转移达到一定程度后，拉美国家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无法继续支撑过去高速的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说明，依赖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
从正面经验看，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同样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韩国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这两个国家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加大科技投入，走出了一条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之路，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一方面，及时调整经济结构。日本和韩国起初是传统的农业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两个国家制定了以工业和制造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政策，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大力发展电子工业等科技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彻底改变了过去依赖投资和劳动力的粗放增长方式。另一方面，从贸易立国转向科技立国[5]。早在发展之初，日本就特别注重吸收引进再创新，但是单纯依赖外部创新存在风险，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等发达国家以知识产权为名，限制和打压日本引进和利用国外技术，这迫使日本开启科技立国的发展战略，政府出台税收优惠、融资便利等措施，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在各项政策的激励下，日本的主导产业实现了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型升级，电气机械、精密器械等产业快速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6]。1982年韩国提出科技立国的发展战略，通过加强自主研发，实现了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并成功跃升为高收入的发达国家。
长期以来，中国处于“微笑曲线”底部，即产业结构偏重于中低端。步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要从中低端水平转向中高端水平。
从历史看，中国承接了国际转移而来的大量的中低端产业。国际经济发展历史上共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从最初的纺织化纤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钢铁、造船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汽车、机械等兼具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微电子、信息技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国际产业不断向中国转移。中国承接这些国际产业，完善和充实了中国的工业门类体系，给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并带动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下的国际产业转移。尽管中国承接的国际产业附加值不断升高，但是整体上仍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发达国家仍然把控着“微笑曲线”两端的话语权。
从当前看，中国产业结构需要迈向中高端。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业低成本优势越来越小。早在2015年，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显示，以美国制造业成本指数100为基准，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指数达到96，二者相差无几。由于人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和能源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中国制造业低成本的优势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中国迫切需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2018年《科技日报》列举了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35项“卡脖子”技术，包括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航空发动机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是中国应对越发复杂的外部环境、实现内生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类生产要素组合作用的过程，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驱动要素存在差别，驱动力机制的供给侧是创新引领，需求侧则是人民向往[7]。
规模速度型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驱动。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都注重对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分析，通过配置这些传统要素，力求达到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也主要来源于这三种传统生产要素活力的释放。土地方面，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村集体的农民，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将城镇土地划拨为建设用地，大力兴建厂房、园区、公共基础设施等。劳动力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极大弥补了城镇建设所需的劳动力缺口；通过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扩大高等教育等，不断提升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素质素养。资本方面，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各个地方政府设立招商局、招商办等。这一系列措施，最大限度挖掘了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潜力，带来了较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
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依靠科技、数据等新兴要素驱动。传统生产要素仍有潜力，但也存在一定的约束，比如我国18亿亩耕地红线、人口增速放缓，再比如我国现在对外资的要求不只是数量，更侧重质量。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时期，如果继续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不但无法确保经济保持一定增速，而且无法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需要依靠科技、数据等新兴要素，驱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科技方面，我国历来重视科技的力量。1963年周恩来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8]。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要坚持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数据方面，作为数字化的载体，数据呈现非竞争性、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和价值存在不确定性等特征[9]。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将数据列为一种生产要素，要求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资源是由政府还是由市场配置，既是经济学理论问题，也是各国面临的实践问题，不同经济学理论侧重点有别，各个国家在不同阶段也采取了不同的选择。
在高速增长阶段，我国选择市场起基础性作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对市场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市场并未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认识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地位。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市场化手段，各类资源竞相迸发活力，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济增速基本维持在10%上下，远超同期世界3%左右的平均增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源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过度放松的金融管制，尽管我国受到的直接冲击不大，但由于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需求紧缩、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市场波动等，我国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需要调整我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一步释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潜力。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确立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确立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具有深刻的意义。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就是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顾名思义，市场经济就是要让市场规则发挥作用，通过价格、供求、竞争、激励和约束等机制，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都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否认政府的作用，相反政府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比如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兼顾效率与公平、推动共同富裕等，都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又有所差异。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经济福祉侧重于先好先富起来。我国人口众多，各地生产力水平差别较大，各阶层收入差距也较大，共同富裕是最终目标，但是不可能一步到位很快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10]。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1]。这个时期，涌现出许多先好先富的经济主体，先好先富的阶段性目标得以实现，但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大体在0.47～0.49波动，超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规定的0.4的国际警戒线，属于收入差距较大。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时期，经济福祉侧重于包容共享共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12]。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要从系统平衡观、经济发展观、民生指向观多个视角理解高质量发展[13]，共同富裕更加侧重包容共享共富。包容共享共富既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又是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还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通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经济高质量发展涉及方方面面，需要重点把握发展速度和质量、创新和其他要素、供给侧和需求侧等三对关系。
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有高质量的含义，又有发展速度的含义，发展速度和质量并非对立，不能只顾高质量而不顾发展速度。
一方面，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GDP的规模和增速是核心目标，经济增长以量衡量。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时期，同样需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然经济增长速度不应设置一个具体数值目标，而是要充分考虑就业、物价、民生等因素，设定区间范围。区间下限是稳增长、稳就业，稳增长与稳就业存在互为因果的正相关关系，稳住了增长就稳住了就业，稳住了就业也就稳住了增长，因而可以失业率作为监测指标，经济增长的下限是失业率不能过高；区间上限是防通胀，通货膨胀关系民生和社会稳定，通过宽松的宏观政策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也可能带来通货膨胀问题，因而可以通胀率作为监测指标，经济增长的上限是通胀率不能过高；区间底线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启示在于，金融与经济紧密相连，金融风险可以迅速传导至各个领域，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环境和条件。
另一方面，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处于逐步提升状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最为快速[14]。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15]。质量变革，浅层次含义指的是提高我国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深层次含义则指的是全面提高经济各领域、各主体、各层面的素质，实现系统性、制度性的变革。效率变革指的是找出中低效率的领域和主体，通过市场化竞争手段，不断提高竞争效率，同时还要巩固高效率领域和主体的优势。动力变革指的是在保持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驱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激发科技、数据等新兴生产要素的驱动作用，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生产要素的支撑，其中创新占据核心地位，但同时也要激发其他生产要素的活力。
一方面，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一个国家是否为现代化强国，不仅要看经济总量大小，更要看技术水平和经济结构，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关键性的支撑。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打好“卡脖子”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强化“根技术”与“根产业”等的基础性研究，构建综合性的创新高地和平台；要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激发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优势地位，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形成大企业引领、中小微企业参与的创新链条；要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健全评价体系，完善科研人员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全方位培育、引进、用好人才，构筑集聚创新人才高地；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科技评价机制。
另一方面，激发其他生产要素活力。通过一系列要素市场化改革措施，激发生产要素的活力。土地要素方面，要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鼓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完善土地管理体制；劳动力要素方面，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完善技术技能评价制度，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资本要素方面，要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特别是要激发数据要素的活力，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产生的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数据具备关键要素低成本、大规模可获得的基本特性，同时还有非竞争性、低复制成本、非排他性、外部性、即时性等技术和经济特征[16]，这些特征使得数据在微观层面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在宏观层面可以倍增社会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民生福祉。
作为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供给侧和需求侧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考量的关系。
一是高质量需求牵引高质量供给。市场需求是企业生产的指南针，企业会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决策。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时期，市场需求也要立足高质量，要注重品质品牌，注重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含量，促进需求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
二是高质量供给创造高质量需求。根据萨伊定律，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高质量供给也会创造高质量需求。历次工业革命都表明，新供给会带来新需求。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高质量的供给创造高质量的需求。
三是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具体包括：其一，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平衡。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平衡并不等同于数量上的绝对相等，而是一种供给可以适当多于需求，需求可以适当多于供给的相对平衡，这种平衡的关键在于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充分竞争，最大限度地发挥潜力。其二，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动态平衡。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平衡并不要求时刻都要处于平衡，特别是在短期内，可能因为要素流动和组合的差异而产生一定程度的失衡，但从长期看要处于相对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其三，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动态平衡具有高水平。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动态平衡，是一种高水平的动态平衡，高水平就体现在高质量的供给、高质量的需求，以及高质量的供给和需求的互相作用。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中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与实践路径，是实现跨越式发展所必然依托的发展路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统一，代表着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学已经揭示，生产(直接生产过程)以及分配、交换(流通)、消费这几个环节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总体”，凸显了经济运行有机整体的基本特征。因此可从这四个方面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当前的发展阶段而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仍然是经济活动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7]。
一方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经济新常态的根本要求是“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但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提升生产力水平必须坚持高质量的发展方式，而实现高质量的关键在于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即坚持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引领发展，坚持作为“内在要求”的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坚持作为“必要条件”的可持续的绿色发展，坚持作为“必由之路”的融入世界的开放发展，坚持作为“本质要求”的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共享发展。要而言之，在经济新常态下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一条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同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要减少低端和无效供给，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为新的产能以及经济发展腾出空间。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以及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以外，最重要的还是通过科技创新构筑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培育新的动能，创造出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供给，以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将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贯彻新发展理念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最终造就现代化的产业链，不仅可以实现战略性产业的突破，而且拥有主导性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产业链的中高端的同时，又能够保证产业链的安全，最终实现在价值链上不断上升。
政治经济学已经揭示，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推动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时，必然会影响分配问题，并且会对分配的内容和结构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收入分配质量则会直接影响到发展质量、发展效率和发展动力，良好的收入分配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角下的分配问题，应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着力于分配制度改革，构建保障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一方面，分配制度直接影响分配秩序和分配结果，对共同富裕具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是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主体性工程。针对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和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和症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着力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面，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对居民收入分配进行有效的调节，持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其中，初次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合理安排劳动、资本和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消除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和各种不合理收入或非法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培育中等收入阶层，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再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完善税收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地满足基本公共服务的需要；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另一方面，保障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对于分配起点、分配秩序、分配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构建保障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应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更加包容、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构建全面、公平、容易进入的充分就业体系；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符合我国国情和金融现实的普惠金融发展战略等。
经济循环的畅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然要求，是打通社会化大生产重要节点的必然要求。流通效率深刻影响着生产体系的运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效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高效的流通体系建设将畅通循环，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流通体系的建设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一是生产信息的畅通。现代流通体系并非单纯的流通环节，而是涵盖着生产的流通过程，即生产的各个要素都能进入流通过程，以及生产的信息等都能够充分传导。为此，数据平台、云计算、5G等新基建的建设在生产信息的汇总、供给与需求信息的传导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是要素的畅通。构建完善的要素市场，建立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实现国民经济体系畅通，解决堵点痛点难点的关键。为此，解决好流通问题，需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应加快打破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有效政府的宏观调控，着眼长远和全局发挥政策优势，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也是促进流通通畅无阻的重要举措。
三是物流体系的畅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实现经济畅通的又一关键。现代流通体系中各类要素的畅通流转离不开物理层面的硬件设施建设。高速公路、货运铁路、农村道路、冷链物流、冷藏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仍然扮演着重要作用。同时，数字化、智能化、科技化手段的运用，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更加凸显，即通过数字经济下的新基建实现传统基建的升级。
消费与生产密切联系，对应至经济结果则是供给和需求这对矛盾，而供给和需求正是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具有深刻的同一性，往往表现为同一行为的两个要素，这是因为二者通常表现为广义上生产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作为生产活动的内在要素。在此意义上，注重需求侧管理，就是发挥消费对于生产的引领性作用。在疫情冲击和国外环境变化下，需求侧管理的意义更加凸显，成为当前和今后必须坚持的战略基点，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要求，其引领性作用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但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也低于发达国家一般水平。实施需求侧管理有助于提振消费信心，激发国内巨大消费潜力，扩大消费市场与规模，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以此构建新发展格局。
二是调节需求结构，提高需求质量，形成需求和供给的动态平衡。需求侧的一层含义是扩大消费，但并非单纯扩大消费，还包含提升消费质量；另一层含义是强调调节总量时与调节总需求的结构相结合，以此提升消费质量，促进消费升级，引导消费变革。
三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内循环的畅通，尤其是需求侧的传导。需求侧的管理有助于发挥消费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促进产业升级、完善产业门类。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时，加强需求侧管理应注重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牢牢把握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则；加强需求侧管理还要处理好消费、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引导居民适当降低储蓄率、扩大消费，发挥好投资对优化结构的重要作用；加强需求侧管理还可以利用数字平台，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对需求的精准满足，发展新型消费形式，发挥大数据、云平台对于需求侧的管理和促进作用。
总结而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核心要求在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我国经济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意味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刻关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从社会经济关系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这四个环节着手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轴，从而引领发展动力的要素升级与结构优化，有助于从经济规律和经济运行的角度，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1]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张占斌，王学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基础、思想演进与实践逻辑[J].行政管理改革，2021(8):4-12.
[4]韩永辉，谭舒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基于拉美和日韩国际经验的比较和启示[J].南方金融，2021(6):34-48.
[5]王蕴，姜雪，盛雯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比较[J].宏观经济管理，2019(5):5-11.
[6]关雪凌，丁振辉.日本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研究，2012(7):80-86.
[7]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4):5-18.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9]冯科.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生产要素化的经济分析[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1-12.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2]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2-26(02).
[13]赵剑波，史丹，邓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11):15-31.
[14]杨耀武，张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测度与治理[J].经济研究，2021(1):26-42.
[15]刘世锦.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J].中国发展观察，2017(21):5-6.
[16]蔡跃洲，马文君.数据要素对高质量发展影响与数据流动制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64-83.
[17]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N].人民日报，2014-01-01(02).
ZHANG Zhanbin, WANG Haiyan. Research on some problems of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J]. Journal of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2,37(3):1-9.
张占斌(1962—)，男，吉林白城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王海燕(1978—)，男，河南洛阳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城乡经济学；本文通信作者。